01 “女科学家哪去了？”被国人誉为“科研女神”的颜宁的确漂亮，最漂亮的是她丰厚的学术荣誉与成果。
不到30岁，便被聘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17年任职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教授；自2004年起，颜宁以每年发表约2篇CNS论文（指代自然科学领域顶尖学术期刊Cell、Nature、Science三个刊物）的速度，被学术界内称作“开挂”的学者。
从一个大的层面来说，人们推崇“科研女神”，或许出于以往将女性排除在科研田地的心理惯性的逆反。
以颜宁求学、科研的漫长时间线为尺，8年前浙大教授冯钢对女性不适合做学术的发言还热乎着：“女性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3489243068/1000冯钢教授在微博公开发言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翔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察：“对女性而言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女研究生做到第三年、第四年，课题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想‘要么我不做了，找个好老公把自己嫁了吧’，而男生不太有这个选择。”
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叫“生产力谜团（productivity puzzle）”。它由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对比同领域、同大学出身的263对男女博士的生产力发现，男博士发表的论文数量基本上是女博士的两倍，这种性别生产上的差异被称作“生产力谜团”。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3489243088/1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开展“Women in Science”这一项目，该项目曾调查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占比情况
如果这些观察符合我们的经验，或许更该追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的产生。这也是颜宁想问的。她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年招生委员会负责人后发现：“在我们面试上，发现女孩子们的表现好极了，不论是知识，还是表达，都非常优秀。可是再往后面，去做博士后了，甚至再往后面，要从事独立的科研工作了，你会发现，女科学家去哪儿了？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02 入场券谜团约十年前，在我高一结束后准备文理分班那几天，班主任每天晚自习都会叫人出去谈话，一谈就是一个小时。
被叫出去的都是平时成绩考前，但志愿选择了文科的同学，在教室外灯光微弱的走廊里，班主任相当认真且不解地问我：“你学文科，以后干什么呢？”
我也的确想了很久，才憋出一个听上去会显得“志存高远”的职业：律师。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坚定”背后其实存在一种略显冲突的微妙心境：老师劝学生学理科，是因为觉得优等生学文科即是“浪费”；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优等生”女孩，选文避理的一大原因，就是从小到爱的耳边总是能听到类似“男孩学理科还是比女孩强”的声音。
在分数的刺激面前，实话说，我不敢“任性”地学理。我的心理和经历恐怕代表了许多性格相对内向自卑的女孩的，当她面对挫折的时候，也许同样会下意识想到曾经听到的那句“女孩学理科就是没天赋”。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3489243090/1000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后，中国（含澳门地区）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人数在本国科研工作者总人数中占比达39%
今年24岁的嘉嘉在美国某所高校物理系读博，与她同期的11名博士生里有2名女生。“坦诚来讲，在理科专业的科研界，女生大多学生物、化学，物理专业的女科研者是少数中的少数。”她说。
嘉嘉的日常是每周工作约60个小时，其中至少有40个小时要泡在实验室，高校实验室资源紧俏，竞争激烈，“实验室就像丛林”，读博两年，嘉嘉和她的女性同学们天天一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精干模样，“倒也不必这么刻意，但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一些‘照顾女性’的时刻。”
就在前两天，与家人通话时，妈妈心疼地劝说嘉嘉“不然还是回国找个工作吧？”虽然父母没有直接表达因为嘉嘉是女孩，但回顾整个成长过程，嘉嘉自觉身边的老师、家长甚至包括同龄朋友，总是不乏一种潜移默化的观点：刁钻深硬的理工科，让男孩子去研究更合适。
嘉嘉记得自己的小学老师就曾直接明明白白地对她说：“女孩子数学分数不好拿的，应该多抓语文和英语。”那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句随意的感慨，却让嘉嘉不知不觉记至今天。十几年后的当下，人们对女性科研者、科学家大方赞歌，但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羼杂着些缕“惊奇”的心态？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3489243078/1000如今，在google scholar中搜索颜宁的论文，共出现115篇完整录入，总被引用11,032次，h-index为53，i10-index为8253。其课题组发表论文最多的期刊是自然科学领域最知名的三大期刊依次是：Nature（16篇），Science（12篇），与Cell（9篇）。占其发表论文的36.6%
从基础教育被引导选择，到高等教育至科研学术阶段，都已隐隐可以看出，问题，或许不出在“成果产出”，而恰恰出在“入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