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向罗勇进入健身行业的第三年,中间换过几座城市,兜兜转转,又回到最初的那家健身房。这里位于居民区和城市办公区之间,来锻炼的都是城市白领。 几乎是一夜之间,这种生活的节奏被打断了。他欠着五六万外债,每月要还五千多的银行贷款。女朋友也是健身教练,两人同一时间失去收入。这次疫情让他意识到,负债生活无法抵御风险。他想着今年把债还了,运气好的话攒些钱,把死飞换成电动车。毕竟是生产力工具,以后下班了,也能跑上几趟补贴家用。 他并不十分适应当骑手,甚至不知道送披萨的时候一定要平放。特殊时期,手机导航的线路走不通,只能骑得更快,“比在健身房锻炼都累”。 债务让他稍稍降低了底线:以前他看不上那些在朋友圈卖运动补剂的教练,觉得这不专业。现在,他也冷不丁地在朋友圈发广告了,“都是生活所迫”。 健身教练们正在遭遇挑战。这些天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琢磨如何赚钱。在一个健身从业者组成的微信群里,有人发了张图片。图中是一位皮肤黝黑,剃着寸头的男人,穿着外卖小哥的工服,雄壮的肌肉把T恤撑得满满当当。他是健身培训行业里的无人不知的大咖。 自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平时注重线上积累的教练,索性干起了直播。但这和面对面教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刘晓羽是一位团操教练,她所在的公司仅在上海就有60多家门店。疫情发生后,健身教学课全面转移到线上。 最初,她在家里直播,录制健身操视频。她把手机摆在面前,对着摄像头尴尬地蹦蹦跳跳,强拉气氛。为了满足会员们的锻炼需求,她就地取材,家里的矿泉水瓶灌满水,当成哑铃或杠铃,做俯身划船和颈后臂屈伸。 看到有些教练的直播间人数动辄几十万,向罗勇也琢磨着到线上试试水。他先咨询了一位经常玩抖音的会员,又刷了不少短视频红人的训练课,发现这些教练翻来覆去就几个动作。他表示理解,“现在人不都是求简单嘛,难的话练一两次就不练了”。于是他也依样画葫芦,录了两条视频,教些基础的波比跳、开合跳。视频发上去之后,只有几十个观看量,连条留言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