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说法，真正由遗传或基因导致的精神障碍，也就是生物学因素，大概只占15％，绝大多数精神障碍的发病原因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包括遭受的心理压力、精神刺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大气环境、饮食摄入等等。郑毅分析，生物学因素，比如基因突变，不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变化。他在从医经历中也观察到，现在轻度的精神障碍，尤其与文化和环境相关的精神疾病或症状在明显增加。过去四十多年间，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留守儿童现象、离婚率上升、独生子女、“鸡娃式”教育等一系列社会变化，都在深刻影响着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像对待发烧一样对待精神异常几乎所有的儿少精神障碍，正确的早期干预都能够换来更好的结局，哪怕是精神分裂症，其幻觉、妄想等症状，也早有专门的抗精神病药。儿童处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孤独症目前并没有治疗药物，但业界认为，早期发现、早期行为干预具有积极效果。邹冰举例说，一个孤独症的患者，可能在语言运用上有困难，也许会突然在课堂上冒出一句“外婆家”，表情痛苦。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会通过一点点抽丝剥茧地去问，最终弄明白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在对方的语言中，这可能代指“疼”，正确的干预能够通过不断训练，教会对方以后怎么使用“疼”这个字。
再比如，一个孩子因为外界压力，出现一些无意识的小动作，清清嗓子、爱歪嘴巴，如果没有找到原因，把这个压力因素去除，这些小动作就会固定下来，成为抽动症。若是外部再继续施压，就可能发展至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抽动症到了青春期时，容易发展出一些共患病，比如抽动伴强迫症。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288229670/100011月25日，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住院的孩子们在下午收看动画片。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苑苏文
再比如，一个孩子因为外界压力，出现一些无意识的小动作，清清嗓子、爱歪嘴巴，如果没有找到原因，把这个压力因素去除，这些小动作就会固定下来，成为抽动症。若是外部再继续施压，就可能发展至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抽动症到了青春期时，容易发展出一些共患病，比如抽动伴强迫症。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288229670/100011月25日，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住院的孩子们在下午收看动画片。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苑苏文
因为ADHD患儿通常在行事风格上更为冲动、鲁莽，所以，国内外都有ADHD病史与少年犯罪相关性的研究。2010年，郑毅等人曾经随机各抽取北京和上海一家少管所的在押少年犯作为样本，并对他们进行精神检查，结果发现，这670名入组少年犯中，31％都诊断为ADHD。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成人期的心理疾病都会在青少年期出现苗头，所以青少年期是非常关键的阶段，孩子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得到心理健康的服务与干预。
郑毅解释，成年人的很多边缘性人格障碍，比如说，神经焦虑障碍，都跟儿童时期的创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一些儿童期没有得到治疗的疾病，比如，高功能的孤独症患者，因为自言自语、不理人这些症状，在人群中看起来自然有些“怪异”，逐渐到青春期或成年之后，社会交往能力要求高了，这些人更加不适应，很容易被当作“怪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邹冰就在查房中碰到过这种情况，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容易被贴上“疯子”的标签。
一个业界共识是，全世界大概有1/5的儿童和青少年会罹患精神障碍，而在发展中国家，实际得到合理诊断和治疗的却不足1/5。公众意识薄弱的一个原因，在于精神障碍疾病存在识别困难，疾病与非疾病的界限并不清楚。如何判断儿童是多动还是调皮？如果孩子爱挤眉弄眼眨眼睛，这是正常的小动作还是抽动症表现？运动不协调也是精神疾病吗？
郑毅给了实用的建议，当孩子出现以下两个信号时，要考虑精神障碍和及时就医了：第一，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跟他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处环境不相符合时；第二，如果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己、家长或者学校造成持续的麻烦和痛苦时。掌握这两点原则，“人人都是心理医生，80％的精神障碍能够及时就诊，被专科医生识别出来”。
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1-12-13 11:06
郑毅给了实用的建议，当孩子出现以下两个信号时，要考虑精神障碍和及时就医了：第一，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 ...
柯晓燕补充说，当儿童的行为让家长感到很困难或者困惑时候，实际上就是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而不要自己归因、解释。比如，面对孤独症患儿，没有把它当作疾病，而是看成教育，以为说道理就行，殊不知，科学的孤独症干预是一种技能训练。如果感到孩子符合以上情况，是先去看心理咨询还是精神科医生？何凡的建议是，可以先到儿童精神科作一个详细的评估和诊断，看需要药物治疗、综合干预还只是心理治疗。
因为普通心理咨询师没有精神科或儿科医学背景，素质良莠不齐，可能无法把握是疾病还是一般的心理问题，延误治疗。虽然去看医生不一定意味着诊断疾病，但郑毅觉得，像对待感冒发烧那样对待儿童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并无坏处，感觉不对劲就可以去医院排查一下，将危机消灭于萌芽中。他反问道，“为什么往往孩子一发烧，家长就带着孩子往医院跑，但当心理出现了求救信号，却拼命找借口不去医院？”
儿童精神科医生不到500人？因为需求的快速增加，郑毅说，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领域是“超快速发展”。不过，到今天，儿童精神科医师队伍的发展依然没有壮大。郑毅说，因为精神医学知识的普及不够，社会上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恐惧和歧视，导致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庭有严重的病耻感，精神障碍患儿更多流向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院，由于就诊量小，儿童精神病房在好多城市开了关、关了开。
1986年，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儿童心理卫生科研和培训合作中心”。两年后，该中心被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任命为中国儿童心理卫生指导中心，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此后，许多省市逐渐成立儿童精神卫生中心。但到了1990年代，公立医院逐渐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为用药少、工作量又大、人员配备多，儿科相关的领域都面临生存压力，南京脑科医院的儿童精神科也大约低迷了十来年。
一个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中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不到500人。不过，柯晓燕认为这并非准确数字，据她所知，这是至少五六年前的一组统计数据了，一直没有更新。但专业人员的匮乏仍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是儿童精神科医生，同样缺乏的还有专业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相关人员等。2015年，郑毅在评述中国儿童精神医学发展时指出，该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大城市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大部分中小城市甚至没有儿童精神科医生和诊所，大多数还是由成人精神科按“小大人”模式处理。
https://inews.gtimg.com/newsapp_bt/0/14288229710/1000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住院区执行封闭式管理，家长送来的零食要开包检查，并经过金属探测器检查，防止孩子们在其中找到伤害自己的“利器”。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苑苏文
儿童青少年与成人的精神障碍在诊治方面是有区别的，需要得到专业学习。一方面，儿童的精神障碍种类有其特殊性；其次，儿少精神科医生，要懂得儿童青少年的发育特征，将疾病与生长阶段、激素水平、青春期心理等因素结合起来判断。此外，因为一些患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依赖父母的主观性描述，因此，要辨别其真正的状况，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沟通技巧。
在南京脑科医院门诊部，就看到这样的患儿。一个7岁的小女孩，因为被老师批评，无论如何也不敢去上学，一到校门口就哭。询问完家长后，医生希望听她讲述原因，但无论医生怎么问话，她都不言语，只用点头和摇头来进行沟通。后来，她用手遮着，在桌上比划了两个字：爸妈。医生诊断她因为不去上学，被父亲打，出现了应激障碍。
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距离市中心大约20公里，是一家二甲精神病专科医院。该院儿童精神康复科主任李影介绍，因为儿童青少年门诊量少，医院目前并未专门设立儿少精神疾病门诊和病房，与成人一同接诊。她管理的儿童精神康复科其实是孤独症的训练中心，原本加上她有两位医生，还有10个康复师，最近另一个医生辞职考研离开了。
中国正在着手加强这个领域的医疗资源均等化。《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提出，2019~2022年，60％的二级以上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30％的儿童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等。但问题是，短期内，这些医生从哪儿来？多位临床专家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行专科医生制度，到底培训多久算是合格，什么背景的医生可以开展儿少精神科诊治？儿少精神科要有一个规范化的培训和认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才队伍的质量，也才不会出现连中国有多少儿少精神科医生都说不清楚的情况。
正确干预的前提，在于先有正确的诊断。由于专业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稀缺等原因，精神障碍的误诊总难以避免。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为例，大众更为熟悉的叫法是“自闭症”。郑毅非常排斥“自闭症”这一叫法，因为它容易让人想当然地认为，不说话、不理人的表现就是ASD症患者。他继而解释说，言语发育障碍是很多ASD患儿就诊的主要原因，但有一些ASD患者看起来并不“自闭”，相反，他们的话很多，滔滔不绝，但问题在于，他们与人的对话并不是互动式的、合乎场景的交流。他强调说，只有孤独症才是对这一类患者最准确的称呼。
郑毅接诊过一个三岁半左右的小患者，看起来有很明显的“五不”（不看、不应、不指、不语、不当）特征。此前，他辗转多地就医，被多位医生诊断为孤独症。但他经过诊断，认为这名小男孩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应接受药物治疗。后来，这个孩子住了20天的医院，目前已经念到小学三年级，一切正常。如果他一直按孤独症诊断只进行康复训练，失去早期治疗的机会，结局只会逐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