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一个满意的结局，否则永远也过不去” 疫情之下，生死忽然变得稀松平常。一位律师失去了七十多岁的父亲，生前，父亲被救护车拉着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到一处检查、打针，两天后又被拉去另一处、再打一针。“人的尊严荡然无存，能够被接过去打一针，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他在与王静的通话里哭得很伤心。 在这个特殊时期，尸体不能在殡仪馆停放，当场就得火化。王静说，这会给家人留下创伤，需要“完形治疗”——等疫情过去，她建议律师带着父亲的骨灰，回老家办一场体面的葬礼，“给他一个满意的结局，否则永远也过不去”。 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仪式原本是很好的心理疗愈。“没有追悼会、没有很好的临终关怀，就会很难疗愈失去亲人的心理创伤。”祝卓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死亡一个人，周围的直系亲属可能得达到6-8个，最痛苦的就是这部分人，他们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创伤性哀伤，创伤后的抑郁以及自杀风险还是存在的。” 潘兰的一位朋友向她求助——六十多岁的父亲感染了，在医院上了呼吸机。潘兰为她纾解情绪。三天后她再打过去，对方说，父亲已经走了，上次通完话，次日夜里没挺过去。 “爸爸走的时候，我连摸都不能摸他。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挂掉这个电话，潘兰痛哭了一场。 一对年轻夫妻育有十岁的龙凤胎，丈夫感染新冠肺炎，突然去世。妻子把自己关起来，闭门不出，不接任何亲友的电话。社区妇联主任找到鄢群，向她求助。鄢群回答：她现在的自闭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把菜送好、孩子看好，“让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待一段时间吧”。 卢林在汶川见到很多人，事发一个月后创伤才开始浮现。有人离开了四川，外出流浪；有人看透了生死，再难获得安全感。 某种程度上，张梓铨是幸运的，母亲渐渐退烧，精神也好起来了，社区安排她去酒店隔离。但这个女孩身上的一些东西已经永远被改变了——她发现过去所知的常识全都失效了，“原来你之前的生活是那么脆弱”。 最初的几天，她还盘算着封城结束之后可以去喜欢的电视台实习，“还在想‘前途’这种很高等的需求”。现在，这个爱打扮、爱吃喝玩乐的女孩每天躺着，不洗头、不洗澡，父亲做点饭，她就吃一点。张梓铨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 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也许可作为参照，“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因为在网上求援，有记者采访张梓铨，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回答：希望你们多关心那些更底层的人——“不会上网、没有关系、无车无房无亲戚无任何保证的人，他们怎么办呢？” 每当张梓铨在微博上表达武汉人的痛苦，就有人来和她辩论，指责她传播恐慌。“好像打破了谁的美梦一样。我不说的话，那些人不就白死了吗？”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好像不是一个病人，也不是一个人，他们就是恐慌的源头。” “他们都是我每天擦肩而过的人，一起排队买奶茶的人，买菜闲拌两句嘴的人，现在，我们、他们，都成了‘灾民’，甚至成了‘死者’，成了追着殡仪车哭嚎叫喊的人，我如何去接受？”张梓铨说。 2月15日，武汉下了一场大雪，雪花覆盖在空荡荡的街道与很久无人开动的汽车上。往常这样的时候，鄢群会很高兴，因为可以去梅园赏雪了。这一天她待在家里接求助热线，担忧着外头值守的警察、工作人员，太冷了“，千万不能感冒啊”。 张梦琳平复了下来，母亲终于住院了。她祈求命运的方式是“行善积德”，很多志愿者给她送了药，她打算等14天隔离结束，就去报名给老人送菜。 “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刻威胁着每个人……”托尔斯泰写道，“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 王静总是描述武汉有多美，来宽慰热线咨询者。她邀请外地人在疫情结束后来看武大的樱花。她对武汉人会说：让我们春暖花开时，相约在东湖绿道，相约在黄鹤楼。 所有心理援助者都清楚，疫情终会结束，但武汉人内心的安宁不知何时到来。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杜嘉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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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新芳草
发表于 2020-2-2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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