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的医护人员会留下心理创伤 最近,经常有认识的医生朋友来找刘忠纯,咨询心理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起。随着武汉疫情几近收尾,很多医护人员有了休整的机会,重担一下子挪走,种种心理问题却随之而来,即使休息也无法缓解。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一部分人出现了PTSD的后续症状。他们经历了内心的振荡,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仍然会突然惊醒。“我们身体里有去甲肾上腺素,在疫情高峰时产生了一种亢奋感,跟打了鸡血一样,医护群体没有退路,只能顶上去,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是不可持久的,经过了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需要及时休整,否则就跟弹簧一样,失去了弹性限度,就恢复不了了,就算休息,也还是觉得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职业耗竭(burnout)。”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疫情暴发以来,刘忠纯跟全国各地的学术同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已经合作了多篇文章,发表在国外的专业期刊上,将已有的武汉经验分享给国内外的医学同行。 他们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1257名来自湖北本地和外省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统计,总结了常见的心理症状,包括压力过大(50.4%)、焦虑(44.6%)、失眠(34.0%)和心理困扰(71.0%)等等。其中,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相对更容易出现心理压力,而女性和中级职称的医护群体面临的压力更大。 压力的来源是多重的。每天看到大量的死亡病例,很容易造成一种失控感。不断扩散的病毒延伸到了对自身的担忧,以及家人的安危。再加上工作环境和内容的临时性变化,以及隔离的状态,这些都成为了心理问题的源头,需要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否则可能变成遗留问题,在疫情结束之后反复出现。 李奇光来自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是陕西首批心理援助医疗队成员。2月24日,他随队来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昌医院。 一般的医疗队针对的主要还是病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但李奇光和他的团队将2/3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身上。他仍然记得,当时武昌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压力非常大,情绪也都很不好。 每天下午和晚上,李奇光和同事们在武昌医院的定点酒店接待已经下班的医生和护士,那时候人多一些。5人的心理援助团队配备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一起进行医护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首先是精神科医生接诊,对严重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然后转给心理治疗师,讨论具体的治疗方式。 一般的危机干预需要10到12次的疗程,但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时间有限,治疗被缩短到3到5次。相比于医生,更常见的是护理团队的心理需求,基本都是女性。她们每天需要应对繁琐的工作,目睹了大量的死亡。 回归社会的心理关口 社区成为了刘忠纯最近关注的重点。由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作为督导,对心理咨询师进行培训,再由心理咨询师进驻到各个不同的社区,对居民和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这种模式目前正在武昌区的13个街道开展,并计划向其他区域推广。 “最了解情况的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在我们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咨询师坐在那里不一定有人来找你,需要社工的帮助。”刘忠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康复患者自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无法及时疏导,可能会在以后反复出现。 上个星期,杜洺君在一所康复驿站进行心理咨询,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很壮,但有着明显的PTSD症状。尽管病情逐渐康复,但他变得易怒,出现了暴力倾向,折磨周围的人,也折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把腮帮都咬烂了。 过去的一些片段时常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说自己死过三次了。第一次是感染初期,他的症状突然加重,吐血,被120急救车送到医院,但到了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奋力地捶住院部的门。他不忍心,最后咬紧牙,撑着站起来,跟母亲一起回家了。
后来去门诊打针,没打两下,血都漏出来了,这些景象印在了他的心里。住院之后,他原以为自己最多只能活两天,但最终还是挺过了过来。但患病后的那些艰难时刻,却总不时地在脑海里闪回,挥之不去。 杜洺君给这位康复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时候,首先跟他确认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这些症状是暂时的,属于阶段性的状态;其次,这些情绪的确是应该发泄的,但在宣泄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更为普遍的,是很多患者都对重新回到生活正轨有一种恐慌感。刘忠纯跟一些患者和基层管理人员沟通过,有一部分康复了的患者不愿意回去,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歧视,周围的邻居会紧张,或者担心复阳,影响家里人的健康。还有少数康复患者准备回家,但是家里人不太愿意接。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给心理疏导增加了难度。 本刊记者/刘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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