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 从流行到“过时”，垃圾填埋场只在中国风光了30多年。在人类与垃圾漫长的拉锯战中，这并不算长。 中国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标准制定于1988年，卫生填埋场的选址、建设、管理等方面有了标准。也是那以后，中国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垃圾填埋场。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此前，国内处理垃圾的方式是民间自发集中或各地政府环卫部门集中后，选相对偏远的位置堆放或掩埋，带来了严重卫生问题，还会污染周边大气和地下水。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3年的北京，沿着四环这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个，还有很多小垃圾堆”。 如果没有垃圾填埋场，这将带来极大的困扰——今天，北京市每天产生2.6万吨生活垃圾，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首尾相连可以绕北京四环一周。 填埋场那时是人类对抗垃圾的有力武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接近发达国家100%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超过90%的垃圾未得到应有处理。 以印度为例，目前印度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是个位数。在首都新德里，不管是豪宅、大型商圈还是政府机构外，几乎随处可见堆积的垃圾。这里最高的一座垃圾山高达65米，法院不得不计划在垃圾上安装红色警示灯，以提醒过往的飞机。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飘满垃圾，下游的居民甚至表示，河里舀出的水可以直接当化肥施用。 但在不断增强的“敌人”面前，这个武器终于失效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约为1.15亿吨。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达2.28亿吨，近几年，它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垃圾年产总量将达到4.09亿吨。 2016年，全人类1年产生的垃圾量是20.1亿吨，足可以填满130个西湖，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瑞士的国土面积。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2010年指出，在主要依靠填埋处理垃圾的情况下，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四分之一的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截至当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达300亿元。 《“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计划将城市生活垃圾的焚化处理率提高到50%。 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被视为比填埋处理更先进、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手段。焚烧后，垃圾的体积一般可减少九成，重量减少八成，焚烧后再填埋，不仅能有效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还能控制垃圾填埋带来的二次污染。 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1988年在深圳建立，这种在过去发展缓慢的处理手段，近几年进入“快车道”。 根据环保公益组织芜湖生态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已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428座，在建216座。2016年和2018年，全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为231座和359座。 为了处理西安市每天超过1万吨垃圾，当地于2019年11月启用了位于蓝田、高陵等地的垃圾焚烧站。预计到2020年底，西安市5个无害化处理项目将全部投入运营，每天总处理能力达12750吨，可满足当前垃圾处理的需求。 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而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 焚烧厂的建立和推广，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就一劳永逸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由于垃圾分类工作不到位，垃圾中会混有大量厨余垃圾和塑料。这一方面对于可循环利用的含碳有机物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在排放标准之内。 近年来，全国多地都曾有市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抗议活动。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需要取得公众同意，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让环评几乎无法通过。此前，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强烈反对后，时任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受到影响。” 而在刘建国看来，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都必不可少，但都不是终点，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垃圾产生的速度。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设施，投入越来越多经济成本。 据估算，目前中国人均每天产生垃圾1千克，处理1千克垃圾的成本是1元，而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为自己产生的垃圾的处理付费。 “在过去几十年里，政府大包大揽的发展模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这条发展路径的潜力已经快挖掘完了，必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发展道路。”刘建国说。“填埋、焚烧都只是从末端解决垃圾问题。这个问题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垃圾的产生者——居民没有参与，只是旁观。” “目前扔垃圾太容易了，随时、随处都可以扔，也没有成本，可以讲是既不负责，也不付费，因此公民普遍对垃圾‘无感’。” 在他看来，不管是收费还是推行垃圾分类，意义都是更好地促进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方便后续处理。 “比方说，人们发现垃圾分类‘不容易’，甚至要收钱，很可能就会减少垃圾的产生；人们费力进行了分类，还交了钱，自然有动力和兴趣去关心后续的处理是不是‘配得上’自己的付出，监督垃圾车有没有分类运输，焚烧厂有没有按标准处理。”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也曾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罗大佑在《超级市民》唱道，“那年我们坐在淡水河边，看着台北市的垃圾漂过眼前。远处吹来一阵浓浓的烟，垃圾山正开着一个焰火庆典……”为了解决垃圾问题，台北市政府推行政策，街头没有垃圾桶，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才有垃圾车收垃圾。 为了让民众学习和接受垃圾分类，当时全台北7万多名公务员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再后来，居民按时排队倒垃圾成为街头一“景”，台北市垃圾掩埋总量从每日2500吨锐减至每日50吨，并于2010年做到生活垃圾不进填埋场。 在垃圾分类处理做得较好的芬兰、瑞士等国家，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超过60%。但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只有约16%的垃圾得到回收处理，有近一半被废弃，无法再生利用。 在中国大陆，回收的垃圾的比例仍是一个谜。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本应是生活垃圾中最多的两个种类，但后者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因为时至今日，它仍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式被分拣和处理：居民或收废品者将可回收垃圾手工分拣出，经废品回收站集中，成为一些行业的原材料。 管理尚不严格时，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养活了一批拾荒者。记者在江村找到了多名曾在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拾荒为生的老人，他们表示，最多时，垃圾场里同时生活着数百名拾荒者。很多人就住在垃圾场内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讲究一些的会睡在村里，大家“靠着垃圾场，赚着垃圾钱”。 刘建国告诉记者，如果将环境成本、从业人员健康成本、再生产品的社会综合成本等考虑在内，“以量取胜”“量大质次”的垃圾回收再生实际上是不经济的，不应过分宣扬“垃圾是错放的资源”这样的理念。 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在试点8年后，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杭州在内的全国45座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如果垃圾分类在过去仅仅代表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垃圾泛滥成灾的今天，垃圾分类的效果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都同时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国家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孟羽博士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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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幻影
发表于 2019-6-25 16:16
显身卡
发表于 2021-1-3 1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