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明天：使深圳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当深圳经验浸润式地普适于中国，对深圳而言，是“特区不特”。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对世界而言，则因中国因素的注入，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代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中心—外围”的体系。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中心支配着外围，外围服务于中心。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二者形成垂直分工关系。若以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类似于发达国家，即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初级产品。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又会发现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尽管是工业制成品，但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多是资本，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又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上述情况表明，在现有“中心—外围”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已处于半中心半外围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观察，中国是中心，从发达国家角度观察，中国仍还是外围。中国这种半中心半外围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国际社会认知的困难。集中体现为“中国究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构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更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因素。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角色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客观上表明，中国按东亚经济传统发展模式，沿出口导向性经济道路前行难以为继。它促使中国重新审视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因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广泛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反思，并在反思中获得新的理解，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新的定位。 一般认为，过往40年来通过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建设了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合乎逻辑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了经济总量一维高速增长。这成为中国故事的基本内容。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面，中国故事的另一面，或许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81元人民币，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至134元人民币。按当年的汇率核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20美元和50美元。如果按2011年以不变价人均2300元人民币现价为3000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8年97.5%的中国人口是达不到这一贫困线标准的。2019年中国GDP已达9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按人均收入通常为人均GDP的90%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今年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而这可以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表现中得到佐证。2010年，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同期增长，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这一态势也未曾改变。今年一季度，在GDP下滑的同时，居民收入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目前1%以下。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出口的目的地。 在过去十年中，以居民收入增长为依据的市场扩大，使中国成为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这也预示了一种前景，如果将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外开放，中国将以世界最大市场的全新面貌走进世界舞台，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由此，也揭示了“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更深层次含义。“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日益扩大的市场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的泛滥，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在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前提，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扩大是结果。只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相促进，中国市场才能为世界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对于要成为新时代先行示范者的深圳而言，既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它使深圳曾引以为傲的传统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变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外贸不仅仅是出口，还有扩大进口；引资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重心是服务业；开放不仅仅包括工商业，也包括金融业；国际循环不仅仅是外国企业“走进来”，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简言之，新时代深圳需要在一个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重新定位自己。 一旦从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瓶颈或短板： 在国内循环方面，收入差距是短板。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扩大依赖于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细致观察中国的居民收入，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仍在增长，但是阶层却出现分野，出现了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高收入中国和一个低收入中国。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相关研究报告，2018年有3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在2万美元左右，而另外10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500美元，二者之间不是通常的连续正态分布，而呈现为不连续“工”字型分布。对一个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而言，其人口总量已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直追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群，主导着消费升级，引导着产业变动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实际上是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与3亿人口的美国之间的竞争。对一个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的中国而言，其人均年收入水平仅是达到小康，有的甚至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在这个群体中，恩格尔系数仍在较高水平。他们对美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向往，但消费能力有限。他们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沉默的主体，主动性不强，只是被动接受着市场经济而尚未或难以积极参与。显然，这种局面不利于内需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市场的持续增长。 在国际循环方面，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是短板。随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更大规模的重现，中国的国际循环呈现出“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产业链上市场和原材料在海外，仅加工环节在国内的状况。虽然，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到2019年仍占1/4以上。事实上，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订单生产一直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品牌和销售渠道一直是其软肋。即使像中兴、华为这些不属于加工贸易的企业，其部分甚至主要技术来源仍依赖于国际技术转让市场，其产品依赖于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与此同时，在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服务产品也依赖国际提供。凡此种种，在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在货物贸易持续顺差的同时，服务贸易却常年逆差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在机构项下，专利费支付增长明显，在个人项下，教育费用支付增长明显。这种趋势已预示现行的国际循环的不可持续性，而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这一国际循环更加步履维艰。 由上，打通国际国内循环的瓶颈并实现双促，就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着力点。 在国内循环方面，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短板。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是有效的解决途径。改革开放40年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受较高工资吸引，背井离乡到沿海务工，使中国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2019年已达61%。但是这一城市化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其中约1/3，即2.8亿农民工，虽然被统计在城市化率中，但却是半城市化人口。他们在城市就业，但不拥有城市户籍。不仅因流动性强，使工资难以正常增长，而且也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收入长期盘桓，使其对未来预期不稳，造成了其消费行为的扭曲。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的研究发现，目前8亿农民中，其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城市务工收入，而再加上诸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和休耕等补贴以及农产品支持价格，农户来自城市的收入已近70%。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其消费仅占工资支出的30%，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18%，在培训、住房、娱乐等发展性人力资本支出方面更是微乎其微。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70%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由于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又使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加重了其收入的徘徊。这种情形造成了其极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过去十年最低工资每年平均上升10%以上，但农民工的消费并未同比例上升，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这种态势开始在全局上影响有效需求的提升，久而久之，会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都是当务之急。这既是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遗留问题，也为未来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城市化铺平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回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户籍登记问题，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社会体制改革。对深圳这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而言，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基本要求。应首先利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区位优势，做出表率，并以此垂范于全国。 在国际循环方面，既然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就需要重塑深圳“一点两面”的功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开放的体制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它首先体现在大湾区的体制创新上。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9市，虽然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存在优势互补的基础，并因此造就了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但由于粤港澳的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不同的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大湾区现有的国际循环上。长期以来，珠三角9市竞相出口，使出口价格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从而使出口产业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不仅使从业人口工资增长缓慢，也因利润微薄而无力投资于技术进步，致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基本依赖于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并由此形成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比重始终较高的局面。从某种角度观察，珠三角9市仅在分别利用港澳现有的国际贸易销售渠道及金融资源有交集，而未有效形成与港澳纵向的一体化的协同效应。这也使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定的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显然，这种单兵作战的对外开放不利于形成国际国内循环双促的态势，唯有创新驱动，改革引领，才能开拓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2019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各类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其指向是粤港澳三地一策。通过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建立世界级城市群。在此基础上，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在这一目标下，其做法是通过粤港澳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以及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从而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携手开拓国际市场，使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支撑区。 我们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在大湾区中，只有通过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区，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以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的举措，推进深圳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通过这一攀升，以经济一体化重塑大湾区。一方面，发挥这一产业链服务业发展的功能，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梳理大湾区的进出口产业链，实现进出口和内外资金流动的高端化，开创国际国内循环互促的新格局。 “中国究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的提出，是面对中国过往在国际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循环的客观事实，而深圳是这一双循环的枢纽。这既是当年设计的初衷，也是后来发展的历史。深圳的崛起是这一双循环枢纽的崛起。该问题的指向，是中国正在超越传统发达与发展中之分的逻辑桎捁，正以“一带一路”的新理念诠释其在世界的角色，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新的双循环承担大国责任。这一新的双循环有别于以往的双循环，深圳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身份再次成为新枢纽。这既是全国人民的厚望，也是深圳的责任。时代需要深圳新经验。该问题的答案，似乎隐约可见，中国就是中国。它将以占世界人口1/5的14亿人民持续增长的收入，为世界贡献市场资源，以此获得世界普遍意义，并因此有别于传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作为新双循环枢纽的深圳，它的成功便使深圳经验具有了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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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长久
发表于 2020-8-25 10:11
显身卡
发表于 2020-8-26 1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