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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说汉魏文章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西洋与中国、印度文明时,归纳了一下,认为西洋文明是讲征服自然,意欲向前,印度是反转向后,而中国是意欲调和,比较中庸。虽然这种比较不持有褒贬的态度,但梁先生骨子里还是推崇中华文明,以为虽然目前在西洋坚船利炮下黯然失色,但必然能在未来重现光华。这个后来胡适先生予以批驳,这里按下不提。
林语堂和胡兰成二位先生的意见与之非常相近,林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提到,“我们的生命是会死的生命,这种觉悟使深爱人生的感觉添上了悲哀的、诗意的情调。这种不免一死的悲感反使中国学者更热切更深刻地领略人生的乐趣……”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不是去向往彼岸,像印度人对天国抱持浓厚的兴趣,而是意欲调和,以尘世为天堂,“设法去过着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林先生还特地例举几位古人,既有积极进取的孟子,也有依乎中庸的子思,当然少不了绝圣弃智的庄子,另外还有一个归隐山林的陶潜,从中体现出平和、旷达、自足的中国式的人生观。
人生观肯定是要体现在文学上,研究一个时代,一方面要在史书的故纸堆里寻找,另一方面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也能了解个大概。胡兰成就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独特、优秀。“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么的对待自然界”。胡先生提出一个自然五项基本法则的理论,认为大自然有意志与息,这个“息”应该就是庄子中“万物之息相吹也”的“息”,如其所说“有息则是由灵气”,胡兰成这番话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道理。他认为“中国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与神同在……”中国文人笔下的自然世界亲切、和谐,远胜西方,胡兰成极为推崇春秋秦汉的文章,认为中国文章断送在宋儒的手上。
胡兰成以为中国文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可以追溯的很早,在《尚书》《诗经》中就已经出现,我倒以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需要慢慢道来。
201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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