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HREE 前线 “每个人既是助人者，也是需帮助的人， 都有战胜疫情的共同目标， 就把社会的面具和身份拉下来了。” 一个很难被忽略的事实是，这些人必须反复处理环境带给他们的失败与失落感。这种远超平时经历的失望太多，以至于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不说自己的事。每天都传来有人去世，朋友感染的消息，充斥在环境里的敏感和脆弱让每个人心照不宣地只聊工作，害怕碰到了某个裂隙，让那个裂隙越来越大。 湛炜标没有告诉余凯，自己因为发烧去了两次医院了，怀疑自己是否感染。余凯也没说，患糖尿病的同事爷爷并没有做成手术，最终去世了。 但所有人都记得只有一次，晚上11点多，余凯突然在群里说，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早一点睡。没有人多问，但都萌生出不好的联想，直到第二天早上余凯又开始回消息才松了一口气，就像没发生一样过去了。“那天我以为自己感染了”，余凯说，“好在第二天起来蛮好，也许身体处在一个临界点。” 在武汉，每天都被拉得很长，不停有坏消息传到余凯这里。他知道一个家庭全家人分别进了不同的医院，其中孩子出院时说，帮忙给我妈妈带一个话，告诉她我很好。“但没人敢讲她妈妈已经去世了，甚至到现在她都不知道。” 包括他在内的很多武汉人都无法清晰地描绘那种感受，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余凯从未有过这么漫长的封闭生活，起床不梳头不洗脸也不刮胡子，一直忙到晚上。时间过得飞快，“快到你都没时间去感受。” 只有在偶然的、最细小的日常里，人才会稍稍失控。给母亲针灸治疗第4天，他发现父亲也有了同样的症状。“那天心情很不好，医院没床位，又不能为父母扎针疗疾。哪怕住一层楼，每天也只能微信视频。” 但留给这样的时间是短暂的，他每天都在搜寻物资线索、甄别和做决策。他很快发现采购的周期太长了，又给36家医院打电话，询问什么物资是缺乏的，又可以24小时之内抵达一线，在12个小时之内可以分发，分完后又马上就可以用的，答案是成人尿不湿。他赶紧联系了腾讯广告部，找到了快消品客户，“金佰利”马上表示愿意联合捐赠，并临时协调了员工，分别从孝感和上海总部发了4.5万片纸尿裤。 快速分发成为下一个问题。车辆要想在武汉上街，必须搞到通行证，而通行证又不容易拿到。他们便通过同济医院的马丁院士，联系到武汉核酸检测实验室负责人杨帆，辗转将纸尿裤发到了一线。 另一个群里传来酒精告急的消息，有位在法院工作的志愿者——陈宁（化名）多方联系后提供了线索，成都一家叫科隆的公司有大量分装好的酒精。听到消息余凯很兴奋，他和每家医院确认了需求，医生们听到有酒精，“恨不得自己拿桶来装。” 因为酒精属于危险特殊品运输，陈宁又找了武汉市交通局，去找有资质的公司对接运送。又找应急局开通行证，好不容易在成都找来愿意负责的司机（来武汉送一次货就要被隔离14天），但突然收到噩耗，成都禁止了外运。最后还是科隆公司自己几经周折搞定了这件事。 更让余凯感慨的是，成都女司机不眠不休地开车将酒精送到武汉。准备好的陈宁找来20多个人装卸酒精，他们提前做好了路线功课，分六条线路运送，最迟晚上十点多就把酒精全部送到了各个医院。 “我很佩服她，当时遇到很多不好协调的事情，她还把一个局长大骂了一顿，骂不过瘾又骂了好几个领导，本来这些人都是她很好的朋友。” 余凯觉得，在社会秩序正常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身份，有标签，都戴着面具交流。但在特殊阶段，“每个人既是助人者，也是需要帮助的人，都有战胜疫情的共同目标，就把社会的面具和身份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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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新芳草
发表于 2020-4-1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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