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体系 咨询师可以靠片刻温暖“回血”，但漫长的灾后心理重建，需要强力体系去支撑。 中国第一例有据可查的心理危机干预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事件后，部分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随即派出一支专家队伍，前往灾区实施了两个月心理干预。 随后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张北地震、2000年洛阳火灾、2002年大连“5 7”空难都有心理干预者参与其中。 但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我国仍缺乏细致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孙煜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到了心理援助，但对心理援助的主体、流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孙煜华觉得，面对巨大的疫情压力，当地政府已力有不逮，如法律没有明晰责任认定，心理干预可能变成“走过场”。 他建议，立法部门对《精神卫生法》第十四条进行专门解释，同时明确建立心理干预专家库、财政和政策保障制度，特别要针对重创伤者的心理恢复，建立一套长效的干预机制。 或者由民政部、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等部门针对公共突发事件联合出台规章，将心理干预的具体流程和主体、责任讲清楚。 而当前，法律尚未齐备，孙煜华认为政府应该先发文件，把心理干预操作指南做成小册子，发给社区工作者。 他特别强调，政府特别是社区层面，应该摸排居民，对心理问题较严重居民进行提前干预，“在长期居家过程中，心理‘燃点’可能会降低，”孙煜华指出，政府应该把心理干预放在更高层面上看，保证社会稳定运行。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蓉则呼吁，灾后心理干预工作，非政府组织不可或缺。 据统计，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半年后，志愿者由2万人降到1000多人，剩下的几乎都从事心理干预的工作。在美国，其红十字会设立了灾难心理服务人力资源系统，用以招募志愿者，以备不时之需。 在专业技术、组织机制上，由于灵活、自发等特点，非政府组织有着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曹蓉认为，建立起应急管理心理干预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携手——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健全心理干预体系、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而非政府组织提供心理干预的人力资源、技术保障以及科学研究。 市井喧哗将回归 不过无论如何，对比汶川地震，如今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在组织上和理念上，都有了长足进步。 如今在雷神山医院任心理工作组组长的程文红，曾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7日，灾后第5天，她就随队前往绵阳灾区，当时，各种医疗队、心理咨询志愿者一哄而上。 “有点英雄主义。”她说，医生习惯了诊室里接待患者，来到灾难现场，常规诊疗模式不适用了，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危机干预。 这次在武汉她看到，地方会统一各方需求，国家卫健委统一调配资源，何时介入？需要多少医生？物资缺哪些？……效率提高了很多。 而对于心理干预，大家普遍能理解了，尽管这次很多人是第一次经历重大灾难，“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是理解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就是经验多少而已。” 借酒消愁的武汉人黄健似乎正迈出阴影，虽然不知靠的是时间还是酒精。 明显的标志是，他开始重新在亲人群中抢红包，尽管3月8号的红包不是为他准备的。慢慢地，他也开始关心身边事：从不下厨的他也开始研究菜谱，“鲢鱼怎么做不腥？”他开始抱怨烟不够抽了，爱抽的品牌现在每条得加价20元……身边的亲人能感觉到，那个节俭精明的他又回来了。 4月8日，武汉市将解除离汉离鄂管控措施，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和900万市民一道，在“暂停”2个多月后，逐步恢复正轨。看惯了江水的潮起潮落，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标志性的市井喧哗将重新萦绕武汉三镇。 这段属于他们的群体记忆，会在个体心中留下各自印记：深浅不一，大小各异……有些人能够通过时间去抚平创伤，也有人需要“拉一把”。灾难之后，克服恐惧，才能真正重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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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新芳草
发表于 2020-4-5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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