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 在最高峰时，制造业占据了香港本地总产值的30.8%和就业人数的40.8%，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抓住前两次转型机遇后，香港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少有人去关心及探讨经济结构转型等宏观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制造业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整体向下趋势，在大部分年份中制造业的增加值都是负增长。 “香港经济如何进行第三次升级，迈向高增值经济”这一话题真正在香港引起广泛讨论，应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目的旨在解决香港的产业结构偏狭、传统支柱产业优势渐失、发展无长远规划等一系列问题。 当年，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剩6.5%，已出现“空心化”危机，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受到削弱，并出现楼价急跌、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财政状况恶化等经济社会问题。社会各界普遍感到：香港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过于依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这场讨论主要关注的话题之一，是香港经济的战略定位是城市型经济体还是独立经济体？从当时的国际比较视野看：世界竞争力较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芬兰等，其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大致为35%的工业和65%的服务业。同时，还掌握某一两个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拥有若干传统的高附加值品牌。 如定位为一个中小型的独立经济体，香港这种过分依赖金融等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但如定位为城市型经济体，香港需要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无需过分关注产业结构的平衡。因当时香港已回归祖国有所依凭，不少意见倾向于后者。 尽管如此，各方也普遍将认识到：仅凭金融服务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存在周期性起伏，极易受到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支撑起整个香港的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前述的战略定位问题逐渐由“二选一”变为如何“合二为一”，各方对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为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金融等服务性产业是一种“虚拟产业”，必须要有其他互补性产业和庞大的经济腹地来支援才能正常发展。香港需进一步深化与珠三角等地区的合作关系，增强彼此间互补性； 其二，香港也应借助本地科技研发资源优势，适度推行“再工业化”。它们逐渐成为近十余年来香港一系列有关规划及安排的“主旨思想”。 亚洲金融风暴后，推行新产业政策的大方向，在香港各专业及政治团体中已有共识。香港特区政府也一改以往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先后多次成立相关委员会，订立不同的新产业政策，如“创新科技委员会”（1997）、“经济机遇委员会”（2008），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及“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2013）等，目的均是推出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入创新科技等产业以创造经济增长点等。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北移。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低收入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香港长远发展。一方面，香港因生活水准高企，和临近地区相比，早已失去了依靠低工资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若试图通过拉低居民收入去维持香港竞争力，这个想法既不实际，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体利益。香港工业北移，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已向我们指出必须行走的路径。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只能向高增值发展。”1997年10月，时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称。 这被普遍认为揭开了香港经济结构第三次转型的序幕。但梳理香港其后二十多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各届香港特区政府均推动的创新及科技产业为例：其对经济总量及就业的贡献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8年时，其GDP占比为0.6%，时至2016年，占比略升至0.7%。 这可能也部分折射出了香港在几十年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受市场机制诱导，政府只起辅助作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政府将经济政策修订为“积极的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即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失效，否则政府对私营企业不作任何干预。干预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对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进行控制；二，管制金融部门；第三，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包含教育、医疗服务及提供公共住房；第四，发起产业和经济咨询委员会以便与私营部门在经济政策上保持对话。 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则在《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中则分析：在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必须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在香港则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银行机构执行。这些职能包括在市场营销甚至产品设计中的长期借贷和扶持。“香港可能不符合纯粹市场经济的抽象模型，但它至今仍维持着世界上最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在微观层面，除土地政策外，香港从未努力通过政府贷款、保护或补贴来引导产业。政府也不提供有目标的财政激励；征税也只是为了财政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和实施，从2004年起，香港制造业萎缩的局面有所缓解，创造的增加值在2005和2006年实现了微弱的增长（CEPA协议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最初时的政策是零关税种类增加，到2006年1月1日起，则对所有原产香港的产品实施零关税，并进一步放宽了在原产地和产品增值标准方面的要求）。 出现这种局面，是因CEPA协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优惠关税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香港，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CEPA协议能够给予制造业的优惠达到顶点后，后期的安排开始偏重于服务业。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工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于1980年为22.5%，是香港经济支柱之一，此后连年下跌至2017年的1.1%。从规模看，香港制造业大部分仍然属于中小企业，2006年制造企业共有13165家，平均每家的就业人数不到12个人，规模在100人以上的企业数量只占全部制造企业的2%。制造业薪资水平偏低，近年来平均劳工收入在主要行业中仅略高于饮食和酒店业。 2017年时，本届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就任后也积极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其于2018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拨款40亿元推行“再工业化”，包括成立“再工业化资助计划”及改建工业大楼，希望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进程；2020年8月10日，履新刚百日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则对港媒提及其在任内的期望之一，就是通过创科产业推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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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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