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支援队的工作和之前在医院日常的工作有何不同,是如何排班、分工的? 唐子人:医生的排班,变了无数次。当病人满员的时候,人手真得很紧张,要跟不同医疗队的战友并肩战斗,所以班次在不断地变化中。 我经历过非典疫情,对于长时间作战中保持工作状态感触很深。刚到武汉时,我就意识到这次医疗援助工作,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我们必须合理的分配体力,要保证充分的休息。 在武汉上班,跟平时上班是不一样的。穿着防护服进病房,消耗的体力、精力非常大,会很缺氧,精神还高度紧张。因此,我们必须合理分配体力,我对同事强调体力上撑不住要马上说。 我们有一个工作群,所有的工作情况、病人的状况都发在群里,即便在休息的时间,也能实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到交接班时也能很顺利。 一个班是八个小时,在隔离病房里的极限是四小时,我们轮流进去。我的班次是长白班,一次要查50个病床,对每个病人从了解病情到情况处理,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我们接收的病人,绝大多数病情很重,每个病人的治疗,都要花费很大精力,各种抢救手段混杂在一起。往往一天班下来,真的很累。 和病人的交流有时会困扰我。武汉的方言很重,病人很多,而且大多是老年人,有时还会遇到耳背的病人,这时你就得提高音量与病人沟通,可我们都穿着多层防护装备耗氧就会急剧增加。 另外,我们还需要拿着手机,在查房过程中随时直播,在病房外面专门有一组人马,听着我们的手机录入信息,我这边口述医嘱,外边马上就按医嘱开处方等。 《财经》:从抵达武汉到离开的时刻,你眼中的武汉有什么变化? 唐子人:我们在武汉的驻地,位于武汉东南角,在一个开发区里。我自到了武汉后没去过其他地方,不知道整个武汉是什么样,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刚到时,从驻地放眼望去,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像一座空城。现在,路上行人零星增加,但还没到车水马龙的程度,到三月底离开时,我感觉这个城市在慢慢地苏醒中。 医生不是诗人,靠感性是活不下去的。当时逆行来武汉之后,目的就是为了把病人治好。你不可能让自己的情感尽情地宣泄,你还要做事,但是,仍有几个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我有很多同学、同事,在武汉工作,他们从疫情刚开始就在坚守,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作为援军来的,而他们一直都在。这种坚守,在最早期,是非常艰难的。 我在急诊科工作多年,能感受到他们的艰难与不易。急诊跟病房不一样:病房收满病人,就不再收了;但当某种疾病暴发时,急诊的窗口是不能关闭的。每天面对的都是蜂拥而进的病人,你控制不了病人的数量,想喘口气、休息一下,都没有机会。我非常理解他们在疫情早期的辛苦。 《财经》:在武汉期间,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感染新冠病毒? 唐子人: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人,每进一次病房,都会有这种担忧。 进入病房要通过四道隔离门。虽然你看不见病毒,但是每推开一道门,你就会想象,里面病毒的浓度在一步步增加。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疗队的领队,不仅要把自己调整好,还有把这十几个人的心理状况调整好。医疗队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过抗击非典疫情。虽然大家都紧张、担心,但是必须得正视,我鼓励团队有什么想法都要说出来,放在明面上讲。随着团队状态的调整,逐渐走上正轨,到了后期,再进病房的时候,大家的紧张度就会明显下降。 17年前的SARS(非典)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很多,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防护、状况调整都有很大的帮助。 《财经》:在临床救治工作之外,对于疫情有什么感受? 唐子人:作为一名医生,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能够充分显现出所拥有的技术,为病人解除痛苦,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高的职责。 每一名冲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现在武汉的疫情一天天向好,不久的将来,这场战役会结束,打赢它是所有战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是这场疫情的见证者,见证了这场苦难;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体验到、见证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通过我们的努力,使许多的生命再次见到阳光,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祖国的强大,是所有在一线战斗的医务人员战胜此次疫情的信心来源。 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我已经50岁了,这次疫情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医生永远要不忘初心、坚守信念。 《财经》:你所指的“信念”是什么? 唐子人:救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