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制度弊端难除。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两党始终无法弥合政治分歧,严重拖累抗疫步伐。美国联邦、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到处弥漫着党派分歧,抗疫政策沦为两党博弈互撕的筹码,疫情防控陷入严重“政治化内耗”。而今快两年了,美国仍没有统一的抗疫方案,联邦机构和传染病专家制定的防疫措施或被延迟,或被搁置,即便执行也往往大打折扣、时断时续。或许相比来说,在抗疫方面,拜登当局看上去比特朗普积极。可从数据来看,特朗普在任时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40万,而拜登上任一年多来,也新增了40万新冠死亡病例。可见,在制度结构性问题面前,换谁似乎都一样。 其次,“资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在美国政客眼中,民众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在资本利益面前不值一提。疫情发生之初,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听取积极防疫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断后,立刻予以否决。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多名国会议员一边隐瞒疫情,一边却在大量抛售股票。有美国网友辛辣地讽刺道:“戏院失火时他从出口溜走了,同时还顺手把戏票卖给了妇女儿童。”这种赤裸裸的价值选择,一直左右着“经济重启”等重大决策,以至于美国疫情始终走不出“恶化-缓解-恶化”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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