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制度弊端难除。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两党始终无法弥合政治分歧，严重拖累抗疫步伐。美国联邦、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到处弥漫着党派分歧，抗疫政策沦为两党博弈互撕的筹码，疫情防控陷入严重“政治化内耗”。而今快两年了，美国仍没有统一的抗疫方案，联邦机构和传染病专家制定的防疫措施或被延迟，或被搁置，即便执行也往往大打折扣、时断时续。或许相比来说，在抗疫方面，拜登当局看上去比特朗普积极。可从数据来看，特朗普在任时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40万，而拜登上任一年多来，也新增了40万新冠死亡病例。可见，在制度结构性问题面前，换谁似乎都一样。 其次，“资本至上”大于“生命至上”。在美国政客眼中，民众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在资本利益面前不值一提。疫情发生之初，美国政府决策层在听取积极防疫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断后，立刻予以否决。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多名国会议员一边隐瞒疫情，一边却在大量抛售股票。有美国网友辛辣地讽刺道：“戏院失火时他从出口溜走了，同时还顺手把戏票卖给了妇女儿童。”这种赤裸裸的价值选择，一直左右着“经济重启”等重大决策，以至于美国疫情始终走不出“恶化-缓解-恶化”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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