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商“旋转门”,欧美国家比较普遍。政党轮替后人马更迭,企业高管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高官;任期结束,高官再回到私人部门,是为“旋转”。比如《纽约时报》在分析拜登的白宫团队为何倾向于“军事解决外交威胁”时举的例子—— 国务卿布林肯和情报局局长海恩斯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其客户包括国防承包商;国防部长奥斯汀,曾在武器制造商雷神公司董事会任职(该公司已被中国制裁);至少有11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沙皇”库尔特·坎贝尔、五角大楼中国工作组负责人伊利·拉特纳在内,都曾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成员,这个中心从国防承包商获取的资金,比华盛顿其他任何智库都多。 《纽约时报》据此得出结论:“考虑到这些背景,拜登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比美国在越战最激烈的时期还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旋转门”的存在是制度使然。药企高管去当药监局长,石油公司高管去当环保部长,华尔街富豪去当财政部长,这种事情被学者描述为“合理分肥”:那些在竞选中掏了真金白银的企业,在胜选后相应地获得职位“酬报”(往往是肥缺),由此循环。赢了当官,之后再回企业拿高薪,实在不行还能去游说公司当差——比如内布拉斯加州,16名前议员连任失败或离职后被高薪聘为大型公司的游说人员,其中不乏烟草和医疗保险等利益集团。 不光美国,欧洲也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欧洲观察”旋转门监测项目就指出,每到欧盟机构大换班的时候,“旋转门”现象就异常明显,很多即将离职的官员和议员心思早就不在本职工作上了,每天就琢磨如何利用自己任职时积累的资源谋取私营机构的体面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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