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怀揣画家梦的巴黎中餐厅老板，15年如一日地工作，但他想买辆房车，等疫情结束后就一直开，一直开，遇到好的风景就停下来画画。他写偷渡到法国的朝鲜人老吴，在巴黎封城后没有了工作着落，而他远在韩国的妻子也一年多没有打过电话了。他写他73岁的好友詹姆斯，看到来势汹汹的疫情后，决定和自己拉拉扯扯了四十年的女友结婚，他说：“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车，我一回头，看到她眼睛里全是泪。这一幕就像在昨天。” “小人物在这种大灾难面前，抵抗力就更弱，面临的艰难就会更大，”申赋渔说道。“我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存。” 2016年，申赋渔辞去了《南京日报》记者的职位，定居巴黎，专心写作。浸润在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里，他拾起了上万公里外的乡愁，用一部《匠人》书写了老家江苏泰兴的15位手艺人的故事。 该书经法国著名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发行，首印1.2万册。这家向法国读者介绍了吉卜林、泰戈尔、艾米莉·勃朗特、川端康成的百年出版社里，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作家的名字。 法国出版人费利克斯·托雷斯称自己第一次阅读就爱上了这本书。他说：“申赋渔让读者沉浸在从前中国农民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虽然灰暗、饱含艰辛，但是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润泽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性格如何、行为怎样。书中有很多闪光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状态。” 在巴黎的生活是缓慢的，写作的节奏也都比较随意。但开始创作封城日记以后，为了保持日更，他让自己每天形成固定的节奏：上午打电话、采访，下午写作，晚上再修改。等成稿出来时往往已经临近午夜，发布时正好是国内的早上。 他不时会收到媒体的采访请求，多是向他询问疫情下的巴黎现状。申赋渔的观察是，在法国的居住环境下，很难施行国内那样的网格化管理。“在中国，人们待在家里，社区有人专门负责买菜买东西，在这里不可能…他们（法国）没有办法采取像中国那么严格的措施，因为他们没有小区，人就像原子，都是散的。” 申赋渔在日记里写道，法国人的“散漫”是骨子里的。“你不让他出去透气，散步，遛狗，他是做不到的。只要你开了个口子，他就有理由上街。” 他也曾受到“口罩之争”的困扰。在欧洲，戴口罩仍不被认为是防疫共识，早期不少华人戴口罩上街甚至遭遇了歧视、不敢戴。但申赋渔的经历略为不同。 病毒刚开始在法国流传的时候，他上街会戴口罩，也不管别人的眼光。但随着疫情的加剧，法国一线医护人员也开始急缺口罩了。他隐隐感到一种愧疚。“看到那么多法国医生没有口罩，良心不安。”后来，他把口罩送给了在殡仪馆工作的朋友。 《钟宜霖的伦敦播报》：疫情之下，从作家回归纪实创作 就在马克龙发表国民演讲的同一天——3月16日——约翰逊在伦敦宣布英国疫情防控进入“拖延”阶段，“群体免疫”一词进入公众视野，引发舆论巨响。“英国要躺平了”的字眼占据了中文互联网的头条。 当天，钟宜霖正在伦敦西区剧院和好友欣赏一部在这里演了三十余年的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她不戴口罩，拿手机拍着熙熙攘攘的街道，为自己的Vlog积攒素材。彼时，她已在个人公众号上记录了一个月的疫情，《钟宜霖的伦敦播报》获得了大量关注。 “我希望我的公众号能够成为一个窗口，让国内观众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英国，”钟宜霖对界面新闻表示。“这里没有国内观众和自媒体想象中的那么令人恐慌。”
钟宜霖较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2015年，她以伦敦华人聚居区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唐人街》在中国出版，展现了一幅游走在主流社会外的边缘人群像。该书收录在当年《收获》长篇专号“海外华人作家专辑”当中，填补了“非法移民”这一题材的文学空白。 定居伦敦前，钟宜霖在国内的一家杂志专栏工作，是编辑部里“挑大梁的人”。来到英国后，她投入到小说的创作当中，很少接触纪实类文学；而疫情爆发后，她又回归到纪实类文字的创作，说自己“找到了一点之前做媒体人的感觉”：“揭露真相”、“表达真实”。 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里更新英国的疫情新闻。她向读者解释，“群体免疫”是一个被媒体严重误读的名词，并不能代表英国防疫的政策；NHS（英国医疗系统）之所以劝告有症状的人先在家隔离，是想把医疗资源留给重症患者，且在医院候诊时气溶胶感染的风险更高。 钟宜霖认为英国的封城举措还是晚了一周，但是英国政府和NHS给出了明确的医疗指南，很方便执行。“英国这边建筑密度比较低，都是联排的house（房子），能做到人均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如果感染的话，在自己的房间只要足不出户就能做到隔离。”她还提到由于中国的楼群比较密集，而且一家人都共享生活空间，所以英国的隔离指南很难在中国行得通。 不少国内观众认为英国的抗议措施比较“佛系”，钟宜霖觉得这和英国的民族性格有关。“英国就是一个很冷静的民族，哪怕在二战那样的危难时刻，他们还是keep calm and carry on （意为“保持冷静，继续向前”，是英国政府在二战时期激励国民的经典格言）。” 钟宜霖表示，由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本身就比较宅”，疫情对生活的影响还不算太大。出门的频率降低了，以前会看戏、逛街，跟朋友吃晚饭，但现在可能10天才会去超市买一趟菜。“以前去超市我会戴口罩，但是上星期我去了一趟超市，发现门口排队的人都隔了两米以上，我就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了。”钟宜霖说。 关于口罩，钟宜霖解释道，欧洲人普遍认为需要戴口罩的是病人而不是健康人。疫情爆发后，英国建议国民保持两米以上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来阻断飞沫传染。 作家的身份让她格外关注中文作家群体在疫情之中的书写，但她坦言自己有些失望。她希望看到国内作家能写一本武汉疫情的书，就像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记录劫后余生的切尔诺贝利。 “我想看到一本实实在在的，不管它是纪实文学也好，还是虚构作品也好，我想看到一部能打动人心，引起人们反思的作品。我不在乎等多长时间，10年20年也没有关系。”钟宜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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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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