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共识的利益前提 通常来说，一个社会总会有多种利益集团，它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两种情况下，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也会不同：一种是，利益集团间仍有利益交集，即存在着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仍可构成一个共同体；另一种是，利益集团间没有利益交集，互相不构成为利益实现的渠道，即不存在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可异化为不同的共同体。 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美国的地区差别并不完全在南北，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甚至大于南北之别。东西差别也是美国建国前老、新殖民地之间的对立的延伸，比较老的殖民地建立的州，位于东部沿海一带，人口较密集，经济上相对成熟，社会阶层分明；新殖民地建立的州，主要在西部和内地，人口少，经济不发展，社会尚未分化分层。但这种东西差距在1830年后，由于北部地区工业的迅速增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出现而逐渐缩小，终至退于南北矛盾之后。 东西之所以后来融为一体，是因为利益粘连在一起了，而南北发生了利益疏离。如果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在经济上互有很强的需求，那就会形成共同市场，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防止国家撕裂。然而，到19世纪中期，美国南北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极度弱化，统一市场没有形成，共同利益日益稀少，相反，双方的差异和分歧，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14]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撕裂并不一定来源于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在有贫富差别的情况下，富人与穷人一起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被融合进同一政治框架是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在产业资本依赖于一定的母国获得利益的时代，资本家虽然是获利大者，但他们在母国的投资，也使其他人共同获得了利益，穷人与富人之间仍是利益粘连的，只不过所得有多有少而已。而且，在国家与资本形成彼此支持的联盟时，国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护机会均等，收入较低的阶层仍有通过自身努力向上跃升的机会，社会底层是有希望的。 然而，一旦资本集团不再依赖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劳动来获取利益，同时资本对特定国家也不再忠诚，富人与穷人间的“贫富分化”，就不再简单只是财富上的差别，而是没有了利益关联。在利益疏离的状态下，问题已不仅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在今天公民的机会往往决定于其受教育水平、所掌握的科技和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显著拉大了“科技人”与“非科技人”的竞争优劣势的情况下，社会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的机会不均等及其阶层固化、代际传承，会以更加夸大的形式表现出来，恰如《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所描述的那样。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的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5]美国今天在政治领域所遇到的，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内源性问题，即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深，不同经济阶级间的利益也不是更加同一而是愈益分离。这也日益凸显了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晚年的一个困惑：“我们（美国人）是谁？”[16]，而且又如南北战争时刻一样，这个困惑不仅指向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也已指向阶级和阶层关系，它们都在导致政治认同的裂变。 注释： [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泽尔译：《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5页。 [2]（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67页。 [3] 美国学者拉里﹒M﹒巴特尔斯（Larry M.Bartels）在分析当代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现象时，便以“新镀金时代”（New Gilded Age）概括当代美国。参见（美）拉里﹒M﹒巴特尔斯著，方卿译： 《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 魏南枝、常夷：《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载《美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8-133页。拉里﹒M﹒巴特尔斯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与此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译：《我们的孩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6] 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Class War？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57-58。 [7] 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131（2）， p520。 [8] Matthew Stewar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Link：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the-birth-of-a-new-american-aristocracy/559130/。 [9]（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105页。
[10] 参见王建：《货币霸权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第110页。 [12] 王维佳：《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载《读书》，2018年第7期，第7页。 [13] Rana Dasgupt ， “The demis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Guardian， April 5， 2018。 [14] 关于内战前夕美国南北地域间的经济分化、利益疏离与政治撕裂，参见程亚文：《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第三章：失衡之邦的创伤”，上海：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 [15]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6页。 [16]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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