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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臭名昭著的“于家食堂”

　　在呼兰，《环球人物》记者切身感受到“四大家族”，尤其是于、杨两家的强大影响力。百姓往往“谈黑色变”，有的担心一些未落网的“虾兵蟹将”找他们麻烦，有的怀疑记者是黑恶势力的“卧底”，有的怕风波过后“四大家族”杀个回马枪，查出受访信息，秋后算账。

　　当记者收集到一些“四大家族”，尤其是于、杨两家的黑恶往事，才理解了呼兰百姓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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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儿上”，于文波因脾气暴躁、心狠手辣而出名。1996年9月，于文波伙同他人预谋将自己的妻兄赵纯的腿打折，但没有得逞。赵纯人称赵四，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想当年他是呼兰“叱咤风云”的恶霸，大大小小的企业、采砂场都要向他交保护费。他还逼人赌-博，如果收到他的邀请不前往，他便会“接你老婆上下班，接你孩子上下学”。于文波作为赵纯的妹夫，早年是跟他一起混社会的，但起诉书中的细节显示，预谋算计赵纯的于文波，早就有“取而代之”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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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另一呼兰黑恶势力头目廉博伟与赵纯积怨颇深，唆使他人将赵纯杀害。一年后，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名负责追捕廉博伟的刑警和于文波吃饭时，竟接到廉博伟的电话，还将电话交给了于文波。意识到这名刑警和廉博伟有勾结后，于文波破口大骂。2003年，于文波曾向黑龙江省公安厅递交过关于廉博伟黑-社-会团伙犯罪的举报材料。后来，廉博伟归案并被判处死刑。

　　赵纯、廉博伟双双死亡后，于文波成为呼兰最具实力的“黑老大”。1996年，于文波指使他人将生意竞争对手刺成重伤，随后潜逃。1998年他投案后被取保候审，200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在取保候审和缓刑期内，于文波又至少三次对他人进行暴力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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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蹊跷的是，尚在缓刑期的于文波竟一步步吃掉了一家国有企业，并以此作为原始财富积累。1999年4月，呼兰县（2004年，撤销呼兰县，设立哈尔滨市呼兰区）建设委员会决定将下属的国有公司哈尔滨市呼兰城乡开发公司空挂，以20名职工的名义注册成立呼兰建设公司。同年6月，呼兰建设公司开发新华小区，于文波挂靠哈尔滨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光大建筑公司承建该小区1—4号楼。小区竣工后，呼兰建设公司以34套楼房、二层办公用楼和一辆桑塔纳轿车作价260万元折抵工程款。2000年12月，呼兰县建设局任命于文波为呼兰建设公司董事长，于文波用上述楼房、办公用楼、轿车入股呼兰建设公司。2001年，公司法人变更为于文波。2004年，呼兰建设公司变更为亿兴房地产公司，并以该公司为母公司成立哈尔滨亿兴集团，于文波任董事长。后来，亿兴集团越做越大，于文波实际控制的企业多达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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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波实际控制的亿兴集团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处办公地点。（杨学义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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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数年，于文波当选哈尔滨市人大代表，还获得“黑龙江省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不过，在越来越光鲜的表面下，他私下却有很多阴森故事，让人毛骨悚然。

　　在“组织”内，于文波定下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对于违反“家法”的人，他会将其叫到一个地方——于家食堂。这个地点因在于文波家楼下而得名，在起诉书中多次提到。比如，2007年10月，因怀疑亿兴砖厂两名员工套取工资，于文波指使手下马仔殴打二人，并要求公司其他员工现场观看。2012年4月，因怀疑一名员工挪用公司资金，于文波指使员工刘伟在于家食堂非法拘禁并殴打这名员工。仅仅过了一年多，于文波就又怀疑刘伟侵占公司资金，在于家食堂非法拘禁并殴打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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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行家法”，于文波还在于家食堂行敲诈勒索的勾当。就在2013年8月寻找刘伟的过程中，于文波找到他的一位朋友替其还钱，并囚禁此人数日。最终，刘伟的这位朋友筹集12万元交给于文波。2015年9月，陈某之子用于文波之女在北京的一处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650万元，贷款到期后，陈某之子尚欠银行160余万元。2016年7月，陈某被叫到于家食堂，于文波伙同他人殴打陈某，逼他还钱。陈某将借来的四套房本、一辆宝马车，以及自己的路虎车交给于文波作抵押。次日，陈某还清银行本息后，于文波将房本还给陈某，但继续扣留两辆车，并向陈某索要借款利息。陈某无奈，只得将自己的路虎车过户给于文波，并筹集30万元赎回宝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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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独食”的“老杨家”

　　与心狠手辣的于家相比，以杨光、杨宏和杨荣为首的杨家不落下风。据披露，呼兰当地人称杨光为“杨书记”，称于文波为“于区长”，当地人可能不知道在任区委书记、区长姓名，但肯定知道“杨书记”和“于区长”。

　　在呼兰老城区，这里的双来市场早年正是被杨家所垄断。在鑫玛集团的宣传片中，称2000年“双来果菜批发大市场”的成立，是鑫玛集团步入市场经济的开端。《环球人物》记者在市场走访过程中，听到多名摆摊的小贩说，之前杨家控制着这里，不准菜农到其他地方摆摊。有农民在市场周边卖菜，杨家的打手上去就是一脚，将菜摊踹翻。“哪怕是拿着一个小篮子卖茄子的老太太，他们也不放过，会将小篮子和茄子踩烂。”小贩们只得来双来市场卖菜，没有买到摊位的小贩，每天要向杨家交20元到40元不等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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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市场暴露了杨家“吃独食”的特征。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杨家曾因物流运输的问题，伤过人，扣过车。一位呼兰当地超市老板告诉记者，杨光垄断了当时呼兰的烧纸生意。老板一边折着丧葬用的烧纸，一边对记者说：“像我手里这种东西，以前‘老杨家’都不让卖，所有的货都得是他们家提供，所以价格不低，至少涨一倍。”一次，他在自家门面外摆烧纸摊位，没过半天就被杨家的打手掀翻，并肆意辱骂。

　　最让呼兰百姓怨声载道的，是冬季供暖问题。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老杨家’势力范围内，只要是热力这一块，必须他们点头，否则肯定做不了！”2006年10月，因环保需要，呼兰区政府确定3年内实现集中供热，主热源为华电能源哈尔滨第三发电厂（简称“哈三电厂”）。2008年8月，哈三电厂与呼兰区双来热力有限公司（简称“双来热力公司”，鑫玛集团呼兰有限公司前身，为杨家控制）签订协议，规定双方共建管网，哈三电厂采用独家趸售方式只对双来热力公司供热，其他热力公司并入共建管网后，按市场价向双来热力公司购买热源。此时，于文波想分一杯羹，要求自家的亿兴热力公司以趸售价格并入供热管网，遭到双来热力公司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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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波遭拒后心有不甘，采取报复措施。2008年10月，于文波指使公司员工以锅炉故障为由先后三次对3个小区近6000户居民停止供暖，引起部分居民上访。

　　匪夷所思的是，2009年10月，呼兰区政府与哈三电厂、双来热力公司签订《临时供热协议》，亿兴热力公司并入双来热力公司管网，以趸售价格供热，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呼兰区政府垫付给双来热力公司。此后连续两届区政府延续了该做法，2009年到2015年，呼兰区政府共计垫付热费差额款2859万元。杨家“吃独食”，于家不甘心，这一矛盾最后竟由区政府埋单。不过，于、杨两家并未休战，致使供热常年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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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和于家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曾担任过呼兰区康金镇镇长的冯文利曾长期举报于文波，据媒体披露，他实际上是受了杨家指使，并收了巨额好处。2008年6月，冯文利以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2010年10月被呼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满释放后，冯文利开始录制视频节目，以口述方式举报于文波。2018年9月，于文波被批捕后，冯文利对媒体说，于文波是自己牢狱之灾的幕后黑手，他长长叹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不过，“黑吃黑”也没有得意太久，根据官方通报，黑龙江省公安厅于今年6月10日打掉了冯文利犯罪团伙，经初步核实，该团伙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

　　在离开呼兰区的路上，《环球人物》记者途经明悦湖庄园，这里曾是杨光私宅，紧邻呼兰河大桥。站在大桥上望去，只见层层树木掩映，望不到庄园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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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祖上是山西人，2012年有媒体写下《晋商杨光的自在生活》。文中描述庄园：“如果没有风，这里像极了油画，美得让人不忍离开。”庄园很大，围着园内鱼塘走一圈，要一个多小时。庄园内有独立别墅，车库放着两辆V8越野车，其中一辆装满茅台酒，杨光说：“我现在每年大约都要拿出1000万元来买酒，这些酒可是特供，市面上一般可买不到啊……”庄园内还养了百余只鸡、几百只鸟，鱼塘内养了两条金龙鱼。杨光最喜欢的是一条花30万元从德国买来的罗威纳犬，“我在楼上住，就把它放在一楼，什么都不用管，特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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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替“老杨家”成功炫了一把贵族圈的“自在生活”。但他们自在了，老百姓就自在不起来。3年前，就是在这座庄园门前的呼兰河大桥上，由于杨家和于家的争斗，冬日里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无辜百姓堵住了大桥，表达着对供热不足的抗议。望着大桥，《环球人物》记者不禁感慨，“四大家族”被铲除后，呼兰百姓尚且噤若寒蝉，2016年“四大家族”风头正盛，呼兰百姓竟在明悦湖庄园门前不远处抗议，难道他们不怕被打击报复吗？他们当时究竟是被逼到了怎样的绝境上？

　　站在这里，更能理解：人民群众同涉黑涉恶势力之间，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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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副局长洗澡未接电话被处分 是问责泛化?

2019年09月05日 02:18 人民日报

　　原标题：“副局长洗澡未接电话被处分”，是问责泛化吗？

　　9月4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文公布。修订后的《条例》共27条，比2016年7月实施的《条例》的13条，条款翻了一番还要多，内容上作了大幅度的丰富。那么，新修订《条例》有哪些亮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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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是追究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追究直接责任不是《条例》所指的“问责”

　　新修订的《条例》一公布，便引发了多家媒体关注。有媒体称，个别地方、部门在实践中出现问责泛化、滥用等问题，典型的案例便是“副局长洗澡未接电话被处分”一事。2018年8月23日晚，安徽省巡查组4次拨打全椒县农村公路局扶贫干部张伟手机，后者因洗澡未接听电话，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此事一经曝光，立刻引发热议，有网友认为张伟委屈。同年11月，全椒县委复查后认为，原处分决定定性不准确，处理不恰当，决定撤销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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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是有关媒体对《条例》所指“问责”概念混淆的结果。首先，《条例》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党内法规，《条例》针对的“责任”聚焦的是与全面从严治党有关的责任，并非泛指所有的“责任”。《条例》明确规定，“追究在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这些都是间接责任，而非直接责任。

　　在上述案例中，扶贫干部张伟因洗澡未接电话受到的是纪律处分，他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直接责任，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处分和撤销处分都不是因为他在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或领导责任中存在失职失责行为，因此这个案例中不存在《条例》所规定的问责情形，这不能称作“问责泛化”，而应该是执纪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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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叫“问责泛化”呢？还以上述案例为例，如果因为张伟没有接手机，上级党组织对其处理时，认为该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履职履责不力，对其单位党组织和领导进行了问责，后来发现实际上该单位党组织和领导并不存在失职失责行为，这样的情形就可以被认定为“问责泛化”。

　　有人可能要为被问责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喊冤了：明明犯错的是下属，为啥党组织和领导要跟着背锅？对此，《条例》第六条比起修订前增加了一个定语：“在职责范围内”。也就是说，问责要本着“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的原则。比方说，如果发现某个错误的决策是由党组织集体作出的，这时候党组织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对党组织问责；同理，如果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对某个下属自己犯的错误毫不知情、不负领导责任，则不在职责范围内，不应当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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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将原有的6大类问责情形修改为11大类，将原先党的建设缺失方面情形细化为6大类，并增加了2类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责情形。除了最后一条兜底条款外，每一类问责情形的最后都加了“产生恶劣影响”“造成严重后果”“造成重大损失”等词语。也就是说，对间接责任的追究是以“行为+结果”来判定的，以防止问责泛化。

　　此外，为防止问责虚化，《条例》还专门规定，“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确保问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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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问题性质或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

　　问责的概念搞清后，下一步要弄清楚的就是问责的主体和对象。《条例》第四条明确，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党的工作机关应当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职责。也就是说，问责的主体是党委（党组）、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而《条例》第五条则明确，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纪委、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及其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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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可能发现了，修订前的《条例》的表述是“党的工作部门”，怎么修订后改为“党的工作机关”了呢？原来，2017年3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对此作了规范：“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是落实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主要包括办公厅（室）、职能部门、办事机构和派出机关。”

　　为了强化上级党组织对问责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条例》明确了纪委、党的工作机关启动问责调查、作出问责决定等有关事项应当报经同级党委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情形；同时规定，对于应当启动问责调查未及时启动的，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性质或者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也可以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