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上海导盲犬排便争议事件背后，50岁阿姨被质疑“不像盲人”

毋问我从哪里来

2021
04/08
11:37
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


上海导盲犬阿姨刘桃妹是一个强者，尽管她的弱点肉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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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事情有点复杂，我说简单点。这个故事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一位弱势的视障人士被小区居民刁难，可怜的导盲犬尽忠职守，却找不到一个撒尿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刘桃妹坚信自己被恶意包围，就像她之前几十年所经历的一样。证据是她的眼泪。故事的相反版本是，居民们痛诉自己的委屈，并否认刘桃妹的一切指控，让前去采访的记者们焦头烂额。看见是一件重要的事。遗憾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能完完整整地看见，每个人在别人口中的角色只能是“可恶的邻居”或“喜欢搞事的‘瞎子’”。

那么，不如让我们讲讲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吧。视障人士刘桃妹50岁，她遇到过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视障者都会遇到的事，心酸的、痛苦的，让人听完咬牙切齿的，或者徒然叹息的。与多数视障者不同的是，她并不相信忍气吞声能解决问题，而是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为自己讨回公道。她是个强者，尽管她的弱点肉眼可见。过去的几十年里，她不断试图挣脱命运，取得了为数不多的成果。与此同时，所有必要的不必要的麻烦都找上门来。

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糖槭 摄影丨默存 图片编辑丨达达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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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

号角吹响，所有人都到齐了，大概是上午9点。上海，浦东，一座三十年老小区——原谅我不能透露具体位置，被卷入这件事的人已经够多了——人群，很多人，记者、律师、公益人士、导盲犬学校老师，还有些莫名其妙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儿的人。这里是新闻现场。此次事件的风暴眼，刘桃妹，被包裹在人群中，导盲犬查德走在她侧前方，它的工作是带领主人去往小区居委会。

就在路上，这股人群和另一股人群迎面相撞。对方的构成相对没那么复杂，居委会、居民代表和另一拨媒体。几乎没有任何铺垫，两拨人开始“互喷”。“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的，”铲叔告诉我，顺便用力地扬手，伸出食指模仿亢奋的居民。“十几个人，指着她骂！”铲叔说。一位叔叔高喊：“我们小区90%的人都反对她！”简单介绍一下，铲叔27岁，是云养导盲犬项目的发起人，现在帮刘桃妹处理导盲犬排便问题。3月4日，他在“微宠星球”上发布导盲犬事件的文章后，就承担起这个烂摊子。场面已经失控了。原本为解决问题而促成的对话，似乎变成一场嗓门高低的比拼。人们从导盲犬能不能在家排便，聊到狗尿会不会污染水源，再到刘桃妹到底有没有垃圾分类，一件事被聊成无数件事。

人群里，被围攻的刘桃妹一直安静地站在一旁，不响。在一些居民眼中，刘桃妹总是不响，碰面的时候不响（“她也看不见”），骂她的时候也不响（“她理亏啊！”）她身材不高，花白头发束成马尾，手中紧握着导盲鞍和狗绳。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她几乎看不见瞳仁的眼睛，永远半睁着，像是皮肉间裂开的一条缝。那天她牵着导盲犬查德，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只在后来记者采访时哭诉了一番。“她给你的那种表现是我不同意，但是我也不解释，就这种。”铲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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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人士刘桃妹自2019年领养导盲犬查德之后，风波不断。一些居民觉得导盲犬在小区定点排便，离居民楼太近，污染了小区环境。两年间，查德的排便地点更换了五次，最终定为小区门口的公交站旁。今年1月6日，意外发生，刘桃妹带查德外出排便时，想要避让车辆却一脚踏空，仰面摔了一跤。有人将摔跤的视频发布在网上，迅速点燃了舆论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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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桃妹事发时监控画面 公众号 微宠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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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所有人都在谈论刘桃妹，但能谈论的总是只言片语。“这个瞎子坏得很！很会搞事！”冯兰青73岁，是小区里的热心居民。没人比她更关心这个建成近三十年的小区。前两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冯兰青主动报名，义务值守垃圾桶，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10点回家。“她垃圾从来不分类的！”冯兰青补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区文明督导队员让我去刘桃妹住的楼栋了解情况，“没有一家人人家对她好的，”他自称曾帮助刘桃妹调解和居民的矛盾，但她“出口成脏”，“（居民）都给她骂过！”就连小区门口那位喜欢养狗的保安，也从狗的角度表达了对刘桃妹的不满，“原来多好的一条狗，你看现在养的！毛发都没有光泽了。”

和刘桃妹住在同一栋楼的林虹对以上说法表示难以置信。她曾多次晚上下班回家时看到刘桃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那时她还没有导盲犬，拿着盲杖，啪嗒啪嗒敲到花坛边，撒下猫粮，口中发出“喵喵”的声音。“感觉她人很善良的，”林虹说。还有一位主动走上前跟记者们搭讪的叔叔，他担保刘桃妹是个好人，理由是“从来没见过她跟人吵架”。

在反对刘桃妹的人眼里，视障者和视障者是不同的。评价视障者“好坏”的标准之一是他们出门的次数。在人们看来，视障者本应是弱势的，毫无存在感的。他们谈起刘桃妹的丈夫（“他就很好”），也是视障者，也在做按摩工作，他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9点半回来，一天在小区里出现两次，这是“正常的盲人”。刘桃妹呢？保安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她“一天要出去几十趟，狗都累得不行”。有一次他值夜班，凌晨两三点还在门口看见刘桃妹和查德。于是刘桃妹在一些人心中被开除了“盲人籍”，人们甚至怀疑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看不见，据说经常是她牵着导盲犬而不是导盲犬带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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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桃妹和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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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另一位与刘桃妹接触不多、每天最多出门一次的视障者刘春华也听说了这件事，她认为刘桃妹这个人“不太行”。几年前，她从熟人那里听说，刘桃妹总是在给各种人打电话，政府部门或者媒体，干什么呢？“她要维权！”刘春华 72岁，是小区里的“好盲人”。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说话时总是弓着背，手脚不自觉地紧缩着。即便是白天，她也要拉上客厅的窗帘。她渴望交流，像是有说不完的话。残联派下来的钟点工，一周来四天，一天两三个小时，每次来她都高兴，家里没什么需要打扫的，她就是想有人说说话。她几乎不出门，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和200米外的菜市场，钟点工来了就让她带着出去买点菜，不来就不买。她从没想过领养导盲犬，“自己还照顾不好”。虽然她对刘桃妹的维权行动嗤之以鼻，但她对小区的居委会也没什么好感，“从来没来看过我，残联发的东西，还要我去指定的地方领，我哪去得了嘛！”但她从没跟居委会提过，“我从来不会惹事。”她说。

回到故事的开头。两队人马还在争吵时，一位男士牵着条白色比熊犬，若无其事地路过人群。拥有排便自由的比熊当然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它走起路来一掂一掂的，抬起后腿，在路边撒了泡尿，头也不回地走了。目睹这一场面的人感受复杂，气氛一度静默。来自上海本地电台的记者赶忙上前，问狗主人：“您这狗为什么在这儿尿？”

“我家狗一直在这尿啊。”那位男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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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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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互喷”后两天，我在刘桃妹家中见到她。这套两室一厅的廉租房大约50平米。按摩床放在客厅，另一侧是查德一人高的狗笼，看起来有些拥挤，但能让她张开手就摸到。窗户对面摆放一个大号的“爱歌”牌收音机，它永远在发出声音。刘桃妹摸索着抽出饭桌下的板凳，打开电灯开关。不需要你问任何问题，她可以自顾自地讲起来。

别指望有人能讲清楚，一件邻里纠纷的小事是怎么发展成影响全国舆论的大事的。我们只能从各方截然不同的言论中尝试拼凑过程。2019年7月，刘桃妹从上海而行导盲犬学校免费领来导盲犬查德，她说自己带查德回家那天向居委会报备了此事。导盲犬需要在室外定点排便，但每次排便会在狗屁股上套只塑料袋，大便能直接入袋，小便就没办法了。对方划定了距她家三十米左右、位于丁字路口的一块水泥地。几天后，她就在带查德排便时听到了反对声，再到后来，据她讲，居委会和一群小区居民围在排便点指责她，理由是查德的小便太臭，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最初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刘桃妹也按照居委会的提议更换了排便地点——离丁字路口不远的另一处水泥地，挨着另一栋楼。但这又引起另一栋楼住户的不满。冯兰青告诉我，当时那栋楼有位住户正准备卖房子，买房的人一进来就闻见一股尿骚味，房主当然不愿意。只能再换。换到一个停车位附近，在那停车的居民觉得狗尿容易腐蚀轮胎，不同意。导盲犬学校的老师们也来了，在小区走了一圈，发现只有水泵房附近几米处有片空地，远离居民楼，还有草坪，方便狗尿分解。此时冯兰青站了出来，在她看来，水泵房关系到整个小区的饮水安全，哪里是狗撒尿的地方？“我们几百户人家，要考虑喝水的！”冯兰青很激动。况且，几年前有人在水泵房附近堆放建筑垃圾，还差点被卫生局罚款，这更坚定了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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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间，导盲犬的排便地点更换了5次，最短的一个只用了三四天，最终定为小区门口的公交站旁，距离刘桃妹家步行距离不到100米。小区居民安心了。当然，无法相互理解是人类的通病，普通人无法想象这100米对于刘桃妹的艰难。她带着查德走到小区外的排便点，需要走过一扇小门，一扇大门——大门的三分之二是车行道，包括刘桃妹小区在内的三个小区全部车辆都只能从此门进入。她要走过一个丁字路口，经车道走到人行道，公交站边有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但是据门卫讲，矛盾发生后，居委会专门安排人每天将此处单车挪走）。于是，1月6日，摔跤事件发生。监控视频里的刘桃妹惊慌失措，赶忙起身拉起导盲鞍，安慰查德，怕它受惊，所幸查德训练有素，一直保持镇定。

另一边，那些反对她的居民们否认了一切。他们将自己对刘桃妹和查德的拒绝形容为邻里纠纷，他们并非反对导盲犬，只是觉得刘桃妹是个不好相处，没有素质的人。比如她说话得罪人，喜欢举报（舆论发酵后“那么多人打电话骂居委会”），从不垃圾分类。之前铲叔为了处理排便点的问题，也通过居民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听说，有时刘桃妹带狗出去排便，有人让她“注意一点”，她觉得被冒犯，就和别人吵起来。还有一次，有居民说自己怕狗，刘桃妹解释导盲犬不咬人，后来也不知道居民又说了什么，两人就又吵起来了。3月9号，铲叔带人来小区商谈那天，他想着尽快解决问题，就劝刘桃妹，以后每次下楼排便带上一瓶水，顺便清理一下。刘桃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每次下楼要牵着狗，还有拿导盲鞍和导盲犬工作服，带不了更多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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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青表现得尤其委屈，作为小区里乐于管事的热心居民，她自认曾帮刘桃妹解决过些邻里纠纷。但后来有一次，居委会上门和刘桃妹因为排便点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刘桃妹以为起因是冯兰青传闲话，说了一句，“又是那个老太婆传的吧？让她先管好自己家的事！”没过多久，这话就传到冯兰青耳朵里，她可不是好惹的，立马折返找刘桃妹吵架去了。

据刘桃妹讲，有相关人员曾多次因为排便问题“过来吵”。为此，她在家中厕所门头上装了摄像头，却也没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她购买了录音笔、微型摄像头，出门时装在身上。但是她说，有好几次，这些设备被和她吵架的人抢走。类似的，刘桃妹相信小区的人曾在她带查德排便的时候，偷走了查德的衣服和导盲鞍。也相信有人为了在记者到来前创造良好的小区环境，在小区里撒老鼠药，捕杀流浪猫狗。说起这个，刘桃妹流下眼泪，“我难过得一夜没睡。”以上这些被反对她的居民视作无稽之谈，但对于刘桃妹来说，所有的指控只能到此为止，“我又看不见，这种（证据）我怎么知道？”她更着急了。

现在已经没人能确证所有细节。我找到刘桃妹的朋友，同样是残障者的沈宝连打听情况。他在浦东经营一家慈善超市。在他看来，无论刘桃妹做错了什么，居委会和小区居民也不能把一位视障者赶到小区外面，“这是没有人性的。”但是，他提醒我，“一些残疾人会像刺猬一样，”沈宝连说，“（相比普通人）她会很激烈，她把自己所有身上的这种刺都刺出来。她不是为了去刺伤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如果你足够了解刘桃妹，会发现她的人脉资源丝毫不弱于一般人。在她的朋友圈里，你能找到残联领导、律师、记者、公益人士。她善于求助媒体，收音机里她觉得能主持公道的节目电话，她打过不止一遍。什么情况该找12345，什么事要找什么部门，她比谁都清楚。不知道的就打11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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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刘桃妹维权的次数多到自己也数不清，很多时候是些不易察觉的、对普通人毫无影响对残障人士却至关重要的小事。她投诉过盲道上的电线杆，重残无业者没被缴纳的社保。她前几年去银行取钱，发现按密码的键盘变成了触摸屏，她找银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来人家给她换成了有盲文数字的按键。就连残联派到家里的钟点工工资没按数发放，她也要找残联的领导说道说道。“没办法，什么都是艰难的，但总要有人出来（做出改变）。”

20年前她想开按摩店，却在办经营许可证上被难住了，她又了解到还有不少残障者陷入困境，有创业受阻的，有上班不发社保的，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刘桃妹带着大家去残联。她作为领头的负责跟残联的人“谈判”，谈不成，索性几天几夜住在办公室里。“我有同学在那里拉屎拉尿也拉过的！”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在当时，她觉得自己没有其它办法了。最终，刘桃妹和她的朋友们取得胜利，当时和她同去的有三十多个人，坚持下来的有二十多个，这些人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刘桃妹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个。

至于导盲犬排便这件事，刘桃妹并非没有解释过。她告诉他们，导盲犬只能在户外定点排便，因为它只能记住固定的路线，且为了防止它在其它室内场所排便，所以只能安排在室外，至于为什么不能像宠物狗一样到花坛里解决，是因为围绕花坛的景观植物会被导盲犬视作障碍物。而且查德排便时屁股上套着塑料袋，只是接不住小便……但争吵一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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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排便时屁股上会套着塑料袋，但是接不住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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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查德排便时，住在刘桃妹楼下的高朋山上前表示抗议，刚开始还能好好聊，说着说着两人就吵起来，高朋山扬言“要做掉这只狗”（高朋山后来回忆，自己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吵完没多久，她带查德出门上班，路上有行人提醒她：“你这只狗屁股怎么在流血啊？”刘桃妹慌了，赶忙带查德去宠物医院检查，医生发现查德的肛门部位被“尖锐物划伤”。她第一时间想到了中午的争吵，于是报警求助。此事因证据不足，最后不了了之。

几天后，我在小区保安亭遇到高朋山。他60岁，头发几乎全白了，还差三个月退休。前些天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冯兰青向我保证高朋山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实人，两年前那次报警惹怒了高朋山的老婆（“干嘛要跟瞎子吵架？！”）他晚上下班回家，老婆不让他进门，最后还是找冯兰青过去，劝了半个小时才让他进家门。如果没有这次风波，他应该正琢磨着怎么熬过最后这段职业生涯。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正坐在家里看电视，听见快递的敲门声，开门接过包裹，打开，是一件陌生人寄来的寿衣。他哭丧着一张脸，看起来很委屈，“我连普通的狗都不会（伤害），别说是导盲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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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视障者

刘桃妹靠声音捕获信息，有时是触觉。千万别把她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要在路上一声不吭地拍她肩膀，她一定会像弹簧一样向后躲闪。

她时常讲起一个故事。2018年，她的母亲因脑溢血病重，被村里人送到上海第七人民医院抢救。她得到消息，拎着根盲杖就出门打车，站在路边，手举了半天拦到一辆出租车。她说去第七医院急诊室，最好能把她放在楼门口，司机说好。车开了半个小时，司机说到了，她盘算着不应该这么近，中间还停了几次红绿灯呢。司机说到了就是到了，另外车费200。她着急看母亲，掏钱下车，左敲敲右敲敲，也不知道是哪，旁边人都没几个，反正不是医院。她急得大叫。

命运是从4岁那年开始逆转的。刘桃妹老家在上海长宁农村，父亲常年卧病在床，她自小吃百家饭长大，20岁前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家里的房子由泥土砌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3岁那年，她发烧，耽误了看病，一觉醒来世界就模糊一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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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意味着什么呢？她成为最弱小的那一个。那些秘而不宣的恶意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在她身上，不需要任何理由。她走在路上，被人从身后打一拳，踹一脚是常有的事，提着四个暖水瓶去送水，也会有无聊的大人走过去撞翻她。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不明事理的孩子们把她养的鸭子赶出笼，赶到小河沟里。刘桃妹去找，循着鸭子的叫声，在小河沟前踏空。“扑通”一声，她栽进水里，孩子们就笑。她不说话，不回应那些笑声，就好像如果她不表现出生气，别人就会自讨没趣一样。后来，她学会如何尽可能减少损伤。掉下去的时候尽量呈坐姿，先用脚探探河沟里的烂泥，能探到说明水不深，沿着河岸慢慢爬上来；探不到的话，就得赶紧喊救命了。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示弱。刘桃妹十来岁，父母已经急于摆脱当父母的责任，让她嫁给当地一位大她十几岁的渔民，“就是拿到人家钱，把我往人家家里一塞，就是这个意思”。她不愿意，就跟家里人吵架，绝食。又一天，父母又想逼她就范，她没吭声，大概是凌晨一点，父母已经睡熟，她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出家门。当确定自己已经站在乡间土路时，她撒开腿跑，目的地是通往城里的码头。土路上没有路灯，她也不需要路灯，她面前本就几乎是一片黑暗。在刘桃妹的记忆中，她这辈子从未跑过那么快，一边跑眼泪就流下来，她不怕被石头绊倒，被藤蔓缠住脚，或者跌进深沟里——如果有的话她也不在乎，哪怕面前是悬崖也没关系，“如果摔死了，那就（让我）这么死了吧。”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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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像是可以被预见的，种田，或者在村里随便找个地方扫厕所。“不是我不愿意扫厕所，”她怕我误会她是个懒惰又要面子的人，“我只是觉得对自己未来没有什么改变。”

逃婚之后，她求助舅舅阿姨帮自己从村供销社借钱，得以去虹桥路1850号的盲童学校读书。那时她还能依稀看到些东西，冬天，校门口的枫叶红了，刮大风，下了雪，它还在树枝上，还是一样红。她问老师，这些叶子为什么不掉？老师告诉她，“因为它们是生活的强者”。刘桃妹觉得自己就像这些枫叶，摇摇欲坠，但一直死硬着不肯掉下来。她从同学的收音机里听到《少年报》正在征集稿件，就以枫叶为题写下一篇一千多字的作文，当时的班主任赵玉洁老师帮她翻译成汉字投稿。她得到了五块钱稿费，还有一个已经记不清的奖项。《少年报》的记者庄大伟（音）到学校里采访她，给她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改变。

当一个视障者想要融入普通人的世界，必然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在盲童学校学了三年多后，庄大伟帮助刘桃妹报名入读一家职业学校，学习中医推拿，她希望凭借一门手艺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不同于盲校，职业学校里的学生都是明眼人，刘桃妹坐在教室第一排，没有专用的盲文课本，跟不上节奏，只能去捡废纸和塑料瓶子，到市场上换一些空磁带，上课的时候录着，下课了重新听，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用盲文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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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努力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把它们当成救命稻草。毕业之后，她想去医院，或者专为解决残障人士就业问题的福利厂工作，但她是农村户口，没法分配。她去民政局，去残联，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乞求一份工作。所有话都讲完的时候，她就坐着，从上班坐到下班，下班后找人少的马路边睡觉。办公室里的人都认识她，有时中午会给她买份午饭，但帮她找工作并不容易。有一次，残联带她去一家制作高精料的工厂，老板没什么好脾气，指着窗外说，“前面就有条河，你掉进去死了我还得赔钱”。

后来残联帮助她进入一家做电池的福利厂，即便在这里，不同残障地位也分高低。工厂老板们更愿意招收听障、行为障碍或认知障碍者——至少他们能用眼睛捕获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视障处在鄙视链最末端。正常情况下，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再加班算多劳多得。刘桃妹看不见，只能用手感受零件的形状和制作步骤。老板当着她面说，“用你两个，不如用他们一个。”她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18个小时，才能达到工厂里一视同仁的计件标准。那些残障但不是眼部残障的人并未对她生出同病相怜的感情，他们欺负她，把吃完的果核或者别的垃圾扔在她床上，就像很多弱者对更弱者所做的那样。最过分的一次，她藏在床单里的工资消失了，她怀疑是被一位即将离职的工友偷走的。母亲每月定时来拿钱，那次没拿到，当着厂里人的面打了她一顿。

还能怎么办呢？跟每一个视障者聊天，他们都能给你讲出一部《悲惨世界》。但重要的从来不是“悲惨”，故事总要从人们开始反抗生活讲起。她尝试做过点小生意，到城隍庙批发羊棒棒（一种气球），去外滩卖，一天能赚个几块十几块。她还当过黄牛，逢年过节，她晚上不睡觉到码头售票处排队，身上的钱加起来够买4张，第二天加5块钱卖给来旅游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