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邱领的女孩决定去山里

毋问我从哪里来

2021
08/21
08:55
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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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领在去往新疆红其拉甫的路上。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编辑 | 从玉华

见面的第一句话，邱领说想改名字。“邱领”要变成“邱岭”，名里见山，她想离自然近些。原本的“领”是领袖、领导力的“领”，像她以往生活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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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29岁的北京姑娘很多年一直像“领跑者”，小学时是大队长，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做乐队首席，成绩很好，又保送本校的高中，高考前能进全市前二十。大学去了美国著名的私立女校史密斯学院，她依旧活跃，爱张罗事儿，组织社团和校内活动，“一路上来都是圈子里面的佼佼者和焦点”。

毕业进知名银行，成为首批中国管培生。她聪明，斗志昂扬，被同事叫做“小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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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身上同时又寄居着恐惧、焦虑和对未来的茫然。工作到第5个年头，她经历情绪的失控：在北京街头崩溃哭泣、对路人无法抑制地发火。她最终决定裸辞。

辞职后，邱领见了一些朋友。她惊讶地发现，在精英圈子，裸辞者不在少数。她说，那所美国女校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位中国学生因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辍学。如一位美国校长所言，“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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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大悟，这不是个体现象，这是群体现象”，邱领戴着银色的大耳环，头发高高盘起，语速很快，“这个群体的标签非常清晰，基本都是家境中产以上，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好孩子。”但当他们内心意识觉醒，往往陷入旧行为方式与新观念的挣扎。

他们非常擅长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是寻找答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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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溃

邱领大学里学的是艺术史，听了爸妈的话，又修了一门“实用的”经济学。毕业进入一家服务科创型企业的银行。“当时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去抢案子，找到创业公司，说我们要给你们钱，然后跟他们谈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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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领和另一位管培生刚回国工作时，级别更高的同事也常向她们取经。一位VP（经理）级别的同事说，太羡慕她们了，年纪轻轻就被招来做管培生，而且是第一届，升职会很顺利，“他说他40多岁，才做到VP，我们这样做下去，估计三五年就升到VP了，之后案子奖金什么的，就不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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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看上去平步青云。回到北京工作后，组里的氛围融洽，老板是美籍华人，待她很好，他工作的思路、习惯以及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她。“他是work hard play hard的典型代表，让我们带着电脑去夜店加班。”

一家公司刚刚注册，邱领最好第二天就“杀”到那里，告诉他们她可以提供何种服务、未来有哪些合作，“把我们的饼扔给他，看他吃不吃，他最好吃，如果不吃，我就一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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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办公室有一张长桌，大家围着坐，老板抽一根烟，一圈一圈地转，转到谁那里，喜欢凑上去问，“刚才就是这一页纸，怎么还没好，你这太慢了。”

邱领爱做计划，24小时被一个一个事务小格填满。工作之初，考核KPI的方式是一年要加两三百个微信好友，以及当上10个群的群主。“其实这在创投圈很平常，一年参加五六十场活动，每次接触几个项目方，每个项目里有创始人、合伙人、CFO……我工作的5年里，每年都新增两三百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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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目标就是一步步积累，成为这个圈子小有影响力的人。梦想在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跳到一个更好的美元基金、投资圈里的大厂。

她每天最早来到公司，走得又晚。“一直到去年2月份，我都很享受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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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领入职不久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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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业公司普遍缺钱，邱领的业务量暴增，早上起床刷牙时都在开会，一直开到夜里12点。她不断接到创业公司打来的电话，请求合作，“条件苛刻一点没问题”。

微信上几百条未读消息，各种群都被设置了勿扰。“之前我觉得每条东西都需要去回复，太看重自己了，渴望建立一个比较愿意沟通的社会人的形象，快速塑造一个社会地位。”但这些东西太多，就变成了对自我的消耗，消耗了与家人、朋友沟通的能力，回家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没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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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她不能去公司，一个人在家里埋头苦干，感觉非常孤独。“那种孤独和压力瞬间增加了我对自己人生状态的怀疑。”

她暴饮暴食，从楼下超市抱三大桶冰激凌回家。运动的习惯也被打乱，她开始长胖，绕着马路跑步，在冬天的街头，她一边跑，一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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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到工作的意义，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想完愈加失望。“每天就是跟别人撕，比如这个条款他要改，我说不行，我们两个就开始列举各自的原因，实在不行就各退一步，他改一条，我改一条。这种工作不是在自我满足。”“我很迷茫的点在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我的工作、我的交友，以及我穿着光鲜亮丽去市场中，我到底图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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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市场好，老板也好，因为外部因素，她忽略了内心对于这份工作的真正评价和感受。当她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工作时，她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享受它，“我真的在心里一直骂，公司死了就死了，现金流断了就断了，不要来找我。”

状态最不好的时候，邱领走在路上，路人动了下自己的手臂，她都能拉着人家吵，指责他走路怎么摇头晃脑。她在外租房，有一次晚上回家没带钥匙，业主可以刷脸，租户不行，她把门禁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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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能回到办公室时，老板一瞧见她的状态，第一句话就是“You look like a shit.”

那段时间，她拒绝回父母家，也不想跟爸妈沟通，家里还在催婚。有一次母亲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她看完直接崩溃。

“邱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又出国留学，你永远想到的都是你自己，你只是一味地照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却回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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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她一直在谈论责任，邱领想。长期以来，当好学生的责任、做好职员的责任，压抑了真实的自我需求。

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反复听到“责任和义务是第一要义”。林零是她童年玩伴，两家父母交好多年。她记得邱领家教严格，要强的基因写在骨子里。“她小时候穿的鞋比脚小一点，我们问她为什么这么顶脚还穿，她说因为妈妈觉得不要让脚长得太大，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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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领上学时的“责任”是做一名好学生，甚至连文娱活动都属于履行责任——那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步骤。

小时候她拉小提琴，父母选的，大人每周骑车带她去老师家里，回家逼她练琴。她不喜欢，把琴摔了。家人要求她必须学一件乐器，她挑了竹笛，考到了十级。“这东西是我自己选的，相当于跟我妈做了一个交易，我绝对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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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寒假，快过年了，邱领还在做作业，“我就特别崩溃，在院里面转圈，转着转着就很生气，一下就把手机砸到地上了，当时还是翻盖手机。”

母亲看到了，说“你这样做真的非常没有礼貌”。邱领对那个瞬间记忆深刻——家人关心的居然不是自己为什么砸手机，而是这样做有没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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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确诊抑郁症后，邱领去做心理咨询，哭得不能自已。她原打算用两三个月快速解决情绪问题，回到正轨，却发现了许多之前从未被当成问题的问题，“我才发现自己对于父母有很多怨气，原因在于我没办法展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

从小到大，当她展露真实需求的时候，总会被反驳和否定。“我周围的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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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个小本，里面记录了自己以后当父母要怎么样做。其中有一条是“我会非常尊重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邱领虽然不认同父母的做法，但也理解他们。她的父母是“非常努力向上冲的人”，是她从小的模板。他们最初受惠于体制，又在转向市场的波动中完成阶层跨越，他们身上既有不服输的冲劲，又有对规矩的尊重，“对于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在他们身上是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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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一代，子女拥有更多选择，他们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强调个体的感受。

邱领就读的史密斯学院，坐落在美国东北部，在一片叫先锋谷的地方，校友有两位前第一夫人、《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教会美国人做饭”的美食家茱莉亚·查尔德等名人。

冬日暴雪，学生们窝在宿舍里烤火，或是去图书馆搞论文，守着学校的天堂湖，“我们从未怀疑过天堂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