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人设”生意

毋问我从哪里来

2021
09/04
02:28
南方周末

2021年8月5日，中国探险协会发布声明称，该协会近期组织的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项目发生意外，一名16岁北京学生不幸身亡。

这起悲剧中的周边信息引人注意：这名学生参加探险，原本是为了出国留学。中国探险协会官网的一篇文章称，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文书的亮点，让招生官记住独一无二的你”。一名同班同学在媒体采访中称，“大多数人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出国留学加分，并不是喜欢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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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深圳某留学机构发布了一则广告，宣称学员付费1.58万元，就能参加一项“女工赋权项目”。该项目将在纺织厂、电子厂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调研，相应地，学员将获得一篇被视为“学术成果”的调研报告、一封导师推荐信、一张项目结业证书。

这则广告引发巨大争议——青年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商业化包装运作以及申请大学的功利心驱动下，该项目将对女工群体的人文关怀，异化为给履历镀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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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活动都与留学中介市场中的商业概念“背景提升”有关。在国外精英大学，尤其是美国本科的申请中，除了托福、SAT、ACT等标化考试成绩，学生还需要提交个人陈述等文书、在网申系统中填写10项课外活动。一些不可量化的——更关乎“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指标——也被纳入考察，比如社区参与、对少数群体的关怀、领导力，以及是否一个“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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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教育留学巡回展上的英国留学展台。（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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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留学生们的“人设”，成为可以被包装和打造的生意。中介机构通过提供付费科研、实习、公益等活动，提升学生在申请阶段的“软实习”。在竞争激烈的赛道上，为了让简历脱颖而出，不至于淹没在雪花般海量的申请材料中，一些申请者报名参加看上去“高大上”的活动，以此让考官眼前一亮——比如去北极科考、到尼泊尔为穷人造房子。而在西方受推崇的议题则更能抓人眼球，比如为少数民族妇女赋权、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等。那些仅靠身边有限资源脚踏实地申请的人，则逐渐卷入留学申请消费化的不安和隐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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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助力”

18岁的王波是西南某二线城市一所民办学校国际部的高中毕业生。她扎马尾、戴框架眼镜，坦荡地露出额头。

自高一入学起，王波时常被裹挟在一种焦虑的氛围中。她所在的学校，是一所集活动、考培、留学申请于一体的国际学校。王波是从国内教育体系升上来的学生，国外大学的申请制对她来说是全然陌生的体系。“做活动”的重要性，常被校长、老师挂在嘴边，“没有好的文书、活动经历，光靠学习成绩是申不上好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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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杰是成都一家留学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从业已超过十年。他认为目前市面上的背景提升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留学机构根据学生自身的兴趣、经历，规划出可以长期参与的课外实践活动；一类由专做背景提升的第三方机构“外包”。还有一类是与国际学校或公私立学校的国际部合作，签约成功后学校将获得佣金，“一般来讲，返佣点在20%-3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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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杰注意到，2013-2014年开始，越来越多学生想去国外本科读名校。2016-2018年是去美国读本科“井喷式”的三年。国内留学市场的供方也从最初帮学生做留学服务和指导的机构，发展出越来越多第三方背景提升平台、科研平台。

让王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校经常开分享会，“类似普高的早会”，并邀请家长参加。在学校礼堂，老师会细数常春藤名校的光辉历史，反复强调低分高录的极端案例——比如一位学生成绩并不出彩，但依靠保护海龟的经历和文书包装，最终被海外名校录取。这让王波产生了错觉：“它会在潜意识让你觉得，就算我学习不努力，只要活动做得特别好，一样可以进这么好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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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了一名活动导师，在家长也在的专属微信群中，导师经常推荐一些背景提升活动。“含金量”是最爱使用的词汇——“它要么是把含金量具体化，说这个项目能让你产出一篇高质量，并且能够保证发表的文章，或者就把含金量三个字打在那里，也不作解释，但就说我们这个活动能给你提供非常大的升学助力。”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多定位高端的项目极具诱惑力。陈彬杰以科研为例，平台通常会以每小时500美元酬劳邀请海外名校的退休教授或是兼职教授，带准备申请的学生做科研项目。“如果想学医，他们就研究一些本科大三、大四学生才会研究的话题，比如神经科学、生物酶、帕金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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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让她感到压力的是和校长的面谈。那时，校长和四五位老师会亲自坐在她和家长对面，反复强调：美国本科申请需要填10个课外活动，如果手上数目不多，“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他们会给你施加压力，让你非常担心。我不知道自己假期做什么的话，先试一试学校提供的项目，就以这种心态参加了。”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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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过哲学夏令营导师的海外传播学博士生刘舸看见某公众号推送了一则广告宣传“科研项目”，号称会有“神仙级别教授阵容”来辅导学生，学生可以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们一起做科研”。课程结束后，还有机会“以学生自己的名字”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论文。该项目报名费高达四五万元，而论文发表则需要另交几百美元。

他查阅了该机构过往的发表成果，发现这些学科五花八门的文章都发表在了同一本英文期刊上，过刊上作者全是中国的高中生和本科生。“国外招生官也不是大傻瓜，这种套路想必他们也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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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杰认为，许多打着名校教授头衔的高端科研项目甚至让高中生以第一作者发文，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不排除有学生有这样的能力，但批量化生产后，“尤其当它成了一个可高度复制、较低筛选门槛的市场化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所有人都在向国外招生官传递一个信息，你们本科生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高中生就可以做到，而且还是跟你们国家的顶尖名校一起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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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的表演”

2019年1月，王波到成都一寺庙参加学校根据她感兴趣的心理学推荐的一项有关“僧侣幸福感”的调研报告。这次调研时长不到一周，收费接近两万元。王波不属于富裕家庭的孩子，觉得价格贵，导师告诉她：“市场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不用惊讶。”

王波的妈妈属于服务型劳模母亲——只要为了孩子好，辛苦一点都愿意。当时学校有意无意暗示，其他学生已经报名交费，王波知道以母亲的性格，肯定不愿女儿受委屈。“她可能会扣一点家里的生活费，或者问亲戚朋友借点，让我能享受到跟其他人一样的机会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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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次寺庙的调研活动，王波觉得“不值”。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日程安排：第一天抵达成都；第二天一位北师大心理学系在职的老师给参与者传授基础调研知识；第三天、第四天，采访；最后一天，产出一篇“类似小作文的东西”，整个调研就此结束。

王波高三时自学过心理学，她认为要掌握专业的社会调研方法，至少得上5-10节课。但在寺庙的“调研”更多是在路上拦住一位行色匆匆的僧侣，跟着他一路小跑，追问：“你觉得幸福感是什么？”对方通常一脸懵，敷衍地答一句。她最终以“从僧侣的处世态度之中学会了什么”为感想，写作了一篇“游记式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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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的同学则参加了一个到贵州的山村小学熬红糖的项目。活动打着“非遗保护”名头，带领学生“传承古法红糖技艺”，收费一万多元。同学回来后反馈：“就是把我关到山沟沟里，被蚊子咬了三天，学一下红糖制作，最后拿了一瓶红糖回来。”

“这有点类似于台前的表演，实际上深入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学生也受苦，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只是拿了一张证书。关注红糖技艺是好的，但不是一群学生来学怎么做。”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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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把红糖项目认真做下来的是一位后期选择商科的学生。他为当地村民的红糖寻找销路，在朋友圈售卖，筹集的资金最终捐给了贵州山区学校。“但大部分人就是去熬了一下红糖，把红糖拿回家。”

来自云南昆明某中学国际部的毕业生胡嘉桐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对多元文化教育感兴趣，曾花费近四万元参加过一个尼泊尔游学项目。按照活动手册介绍，他们将去当地学校调研、采访，了解异国学制、课程模式，还有5天时间自主设计课程教书。在她的想象中，这是一次深度了解尼泊尔教育体制的调研机会。“但十多天的行程里，至少有九天都在拍照，在加德满都的景区打卡”。到了学校后，受制于语言，参与者只能简单地参观课堂，和当地学生随便聊了一下就走了。这段费用高昂的经历并没有让她产生任何感想，最终也没有写进申请文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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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问我从哪里来 发表于 2021-9-7 00:09
唯一把红糖项目认真做下来的是一位后期选择商科的学生。他为当地村民的红糖寻找销路，在朋友圈售卖，筹集的 ...

王波记得，学校曾组织学生参加过一次某银行的“精英实践实习项目”。当时银行定制了一个得分表，得分达到90及以上的人，将得到由行长亲自签名的实习通知书。“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只能达到60分左右，后面的得分需要定期存款，或者购买理财投资产品才能得到。当时有学生家长真的存了巨额进去。”

班里一位做活动最积极的同学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她学习成绩不好，把希望押在了做活动上。”她喜欢打探周围的同学都做了哪些活动，也会焦虑地找活动导师推荐。她曾找到一位山区贫困学生，每个月资助对方，还亲自去当地，请人拍下捐款的珍贵瞬间，“她把钱交到对方手上，两个人都在笑，发到公众号上作为证据，她确实做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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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设计得非常好，把它执行出来，孩子就能学到很多。但是如果项目设计得没有那么好，或者以结果为导向，就很容易发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做，完成任务一切就结束了。”北京某留学咨询机构创始人Theo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Theo看来，付费购买并不是引发背景提升行业乱象争议的核心，重要的是，学生是否真的热爱，以及真的做了事。比如有一位学生很关注视障人士，因为父母都是眼科医生，外公有眼疾。后来在各种机构的帮助下，他做出了一款帮助视障人群的App，有视障患者反馈确实有帮助。“这种热情是真实的、天然的，不是被改造的，也不是表演的。但做App不是他的想法，是他得到帮助之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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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发自内心愿意做”

王波和胡嘉桐参加的这一类“华而不实”的背景提升活动，正是国内部分留学机构借助信息差制造的商业噱头。

“从国外大学来讲，特别是针对美国的申请，它只需要一部分申请材料帮助招生官了解，学生除了学习以外，怎么分配和安排自己的时间，最有热情的领域是什么，在探索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如何突出学生的领导力、团队合作精神或者社会责任感。”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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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留学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越来越多人想分蛋糕，这个过程中衍生出一些以短平快为商业模式的机构。“比如他们会利用第三方国家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管是卫生、环境、贫困还是教育，给学生制定一周到十天不等的公益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算是旅游，因为不管你是帮助尼泊尔遭受到家暴的妇女，还是去非洲帮助动物保护，一个高中生他能做什么？这更像是课外为时不多的体验和游戏，或者是帮助建立认知的过程。”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有参与的学生成功被名校录取，就会成为机构大书特书的对象。“这是打了一个信息差，因为学生能否成功录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机构以这种方式制造市场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