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四名调查员遇难：一次未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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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队员一行10人从哀牢山保护区入口出发，花了近9个小时到达6134样点，一路上发现许多东西，大多都在样点附近：没抽完的烟头，2块巧克力，一瓶刚喝了一口的饮料，一些瓜子，4瓶八宝粥，2包蛋黄派⋯⋯这些是他们上山前，在者东镇一个超市花100来元购买的食物，基本还剩一半。

　　除了食物，胡文琨看到他们用山上细口径滑竹搭建的简易窝棚，一次性的粉色雨衣还放在窝棚顶挡雨，窝棚旁有碗口大的火堆，几根木柴只烧了三分之一。经测量，窝棚点距离6134样地，直线距离约163米。但山里的163米，有时走一个小时也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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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这些痕迹令救援队兴奋，但往后几天进展缓慢。除了在一条河边发现雨衣碎片、在窝棚附近发现排泄物，4名调查员的位置仍无法确定。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这场救援，指挥部在镇沅县和新平县建立2个补给点，有村民每天背着食物、油布等物资到补给点，帮忙搭建帐篷。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救援队每晚必须回到补给点休息。胡文琨告诉本刊记者，每天下午4点，无论搜救结果如何，队伍都要返回距离最近的补给点，“补充热量，人多也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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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文琨的救援经历中，哀牢山是难度最大的一次。这里森林覆盖率85.1%，植被茂密，树干上能看到狗熊抓过的手掌印，白天还有新鲜的动物粪便。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基本全无。

　　“山里基本没路，要靠砍刀开路。坡度陡，70度的坡就算小的，部分路面有苔藓，平均下来一小时只能走300米，遇到更陡的坡，一小时只能走100多米。”即使不下雨，山里的薄雾也能凝结成水滴。到了夜间，湿气更重，在村民搭的油布帐篷里睡觉，脸上也会被雾气蒸出水。岳麓蓝天救援队后续也加入搜救，在队长分享的一段视频中，哀牢山深处，没有鸟鸣和溪流声，甚至没有风声，只听得到人的呼吸声，以及脚踩树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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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者东镇和村子的盘山公路，早上或下雨天，山间经常飘起雾（金海 摄）

　　19号是救援的一个节点。胡文琨告诉本刊记者，连续5天没有找到调查员的位置后，指挥部决定从20号开始重新划区域。以6134样地为核心，画出半径3公里的圆形，分成10块区域，交给10组队伍。圆形之外，云南省山地救援队12人和昆明中心的12人组成重装队伍，背上5天的口粮，从樟盆村去往新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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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天，胡文琨对昆明中心调查员的印象是“他们（野外生存能力）很强”，无需借助外力，仅仅靠坡上的植物就能快速登上陡坡。还能把方便面袋子剪开，往里加入冷水，塑料袋当锅，煮熟方便面。“在火上把面煮熟，却不会把袋子烤坏，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胡文琨以此推导4位失联的调查员，野外生存能力也很不错，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直到21号下午6点左右，他收到指挥部信息，在6134样地东南方向1.85公里处，发现3具遗体，22号早上8点半，第四具遗体也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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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遗体相距很近，间隔十多米的距离。其中一个人平躺着，衣服往上撩开露出肚皮，嘴角似乎带着微笑——这是失温的症状。胡文琨推测，失温的原因很可能是13号晚上持续到16号的雨水，造成林间持续低温，被浸湿的衣物也在不断从他们身上夺取热量。

　　根据4人还剩下一半的食物，他推测队员们13号已经意识到自己迷路，所以有意节约食物。“可能14号白天又去找样点，离开简易窝棚点后迷路，偏离了去样点的方向，也回不去窝棚，过程中失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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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与村

　　迷路加失温，在哀牢山中并不是新鲜事。李加华说，在樟盆村，很多村民因为害怕，“一辈子都没接触过真正的山心”。

　　30多年前，公路没修好时，倒是有村民赶着牲口，翻越哀牢山去隔壁县城卖。如果天气晴朗，早上出发，傍晚就能到达，第二天卖了牲口还能赶回家。如果天气有变，就借住在山边的村民家，很少在野外过夜。虽然这条路不经过如今的哀牢山保护区，但绵延的哀牢山峰地形十分相似，高度也差不多，给人的震慑感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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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林员李加华的家在樟盆村樟盆街上，这里每五天赶一次街，11月29日，救援结束后，村子的生活回到正轨，断了几次的街又开始了。（金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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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初，镇沅县与相交几个县城间的公路铺设完成，村民们逐渐放弃了劳累又危险的翻山行路。走的人越少，山路就越危险。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本刊记者，有几年，赶牲口翻山的人常常在山顶处被抢劫，之后走的人就更少了。最近关于哀牢山的本地传闻是2007年，夏季暴雨，哀牢山发生泥石流，一个村民刚好在保护区附近，被泥石流吞没，最后只找到了一只脚。

　　但危险之外，哀牢山也给村民们好生活的希望。茶叶、核桃树、药材、各类水果，都是山里的经济作物。山脚镇上的人说，以前樟盆村最穷，2014年修完路后，靠着将山里的经济作物流通出去，村民们一个个富起来，2017年就脱离了贫困村。甚至连村民最基础的需求——水源，也是从哀牢山山峰处的泉眼流下。泉水用于灌溉和日常生活，烧热的水喝起来还有一丝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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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当地人眼里，哀牢山和它的名字一样（傣语译为“老大”），是一座脾气不太好、颇有些凶险，但又难以离开的大山。对考察人员来说也是如此。虽然进山有种种困难和危险，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横断山、青藏高原的交汇处，植物、生物物种繁多，再加上哀牢山地质古老，是一个理想的综合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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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牢山既有综合的科考价值，也为村民带去生存希望，山腰上种植茶树、水稻、玉米等作物。（金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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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它相处的方式，唯有依靠经验和谨慎。即使挨着哀牢山生活了半辈子，李加华上山仍旧很小心，很少一个人单独巡山，尤其是要进入保护区时会更加谨慎。

　　他向本刊记者列举了自己每天巡山要带的东西：一把砍刀用来开路，一个急救包应急，一壶军用水壶开水和一顿口粮补充能量，一件厚雨衣防雨，一个笔记本和按手印的红印泥，用来记录擅自闯入保护区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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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到21号进山搜寻这几天，装这些东西的红色急救包全湿了，李加华一样样把东西翻出来，检查还有哪些能用，留下了创可贴、藿香正气水、封装好的纱布、小剪刀、口哨、手电筒⋯⋯

　　即便常年巡山，护林员也不能避免在哀牢山迷路。在4名调查员上山前一天，11月12号，晴天，中午1点半左右，李加坤带着砍刀独自一人巡山，返回时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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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迷路，就容易急，他往山下走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给李加华，“他劝我冷静，不要着急，先坐下好好想想来时的路”。之后，李加华根据李加坤的描述，让他面朝某个方向，沿着右手一直走，终于找到自己当天用砍刀开路的痕迹。李加坤顺着痕迹飞快跑下山，现在都不敢靠近迷路那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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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力活儿”

　　4名调查员的遗体被发现后，有关他们的信息也渐渐流出来。年纪最小的是张金榜，25岁，四川宜宾人，被视为家里的骄傲，左手写一笔漂亮的字；刘宇是昆明人，29岁，刚结婚不久；杨敏是江西南昌人，27岁，在后勤部工作，有个同龄妻子；4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张瑜，32岁，重庆人。调查队伍有“老带新”的传统，但张瑜并没有森林资源调查背景。他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张瑜在部队时一直是卫生员，后来转入厨房做后勤，今年才开始做森林资源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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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昆明中心的内部文件显示，4名调查员执行的任务，是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的一部分。调查于今年9月初启动，昆明中心承担的任务是在年底前完成布设的国家级森林样地外业调查工作和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数据统计汇总分析后，确认后的调查成果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昆明中心从各个组抽调75名人员参与工作，其中也包括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等非技术类员工，杨敏就是后勤服务中心被抽调的6人之一。除了内部临时抽调人员，昆明中心还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2021年森调项目劳务采购公告，招标范围包括雇佣劳务70人，配合完成广东省、云南省边境地区共991个样地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最高劳务单价为每人每天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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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全国森林资源调查项目需要临时招募这么多调查员？林然曾经接触过该项目，他是工程和林业领域的一位从业人员。他告诉本刊记者，每年的森林调查任务都有时间节点，但只在某一期间人手紧张。而这是国家拨款的公益性项目，补助经费不多，因此各单位基本都会先从内部其他部门调人，不同专业背景的都可以，有时实习生也能派上用场。

　　总的来说，森林资源调查是个“苦力活儿”，林然说，在其他非技术类员工眼中，这甚至是一项机械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以云南省为例，确定调查员人选后，需要进行两三天的理论培训，主要是技术层面（如何操作仪器、工作流程）。理论培训后，各单位以“老带新”的方式，让新人练兵，在昆明随机选取4个样点，演习一遍基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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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脉下，村落附近植被丰富，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大树。（金海 摄）

　　根据林然的经验，一般培训半个月左右就能外出做调查，通常是3到5个调查员一起上山。找到样地后，先确认西南角点，把RTK设备立在西南角点，获取更精准的坐标。之后用罗盘按顺时针方向围出一个边长28.28米的正方形。正方形内，在每棵树1.3米的位置画上红油漆、测胸径，记录植物种类、优势树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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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是这些操作并不复杂，但困难的是每次上下山，都是对体力的巨大消耗，每一次都有不确定因素。可能遇到的困难很多，比如找不到西南角点，要靠其他标志物反复核准才能确定；比如样地的可视度和地理情况，影响着一份样地的监测需要半小时还是半天才能做完⋯⋯而一旦进山，这份工作通常需在一天内完成，“有时在一个样地费时很久，就算摸黑也要完成。不然第二天又要再走一遍山路，才能重新监测”。

　　林然也参加了2021年的全国森林资源调查。他经常需要连续几天去不同的样地监测。头一天刚结束上山工作，回酒店后就要准备第二天样地的资料、路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工具是单位配备的Pad，里面存了往年这个样点的航迹、周围情况、监测数据。Pad里还有一个离线地图，无需信号，也能在山上看到自己是否偏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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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调查员上山带着Pad就能找到样地。2020年度森林调查时，调查人员还多了一项RTK设备，有卫星电话的部分功能。一行人找到西南角点后，打开仪器，可通过卫星系统定位到更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但在林然看来，“这个仪器有点冗余，因为西南角点可以靠其他参照物确定，RTK设备沉，耗电量大，通常只在定位时打开，将数据上传至系统后就关掉”。至于这项设备在紧急时还有对外发送坐标的功能，林然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接受的培训里，并没有强调设备在安全救急这方面的功能。

　　此次遇难的4名调查人员也带了RTK设备。林然猜测，这次4位遇难的调查员，也许并不知道RTK在关键时刻可以打开，定位自己的坐标，“或者，几人有可能中了森林中的瘴气，短时间内失去行为能力，不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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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中断的人生

　　目前，4位调查员的死因仍在调查中，昆明中心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请求。在搜救过程中，4名调查员中年纪最轻的张金榜的父母也来到了樟盆村。他们无法上山，就在村里的指挥部等待。2位老人显得身体有些虚弱，被人搀扶着，说话声音很低，他们告诉村民，曾找过算命先生占卜孩子的安危，算出的结果是两个手掌一拍、一摊手，没了。

　　4人中年龄最大的调查员张瑜的家人没有来到哀牢山下。他的朋友对本刊记者回忆了他。虽然都是些平常的点点滴滴，但现在是他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