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将老年人长期照护、居家护理等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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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胜男认为，自“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她称，全国妇联统计显示，2022年，有超过60%的家暴受害者在“离婚冷静期”内遭遇暴力升级。更有极端案例，有人在冷静期第13天杀害妻子，暴露出冷静期对弱势群体的潜在危害。

　　“离婚冷静期”期间的家暴升级与危害相关问题也被学界所关注。

　　期刊《研究生法学》第36卷第5期发表的一篇题为《宪法学视野下的离婚冷静期》的论文，其中提到，“离婚冷静期这一制度忽视了因家暴而离婚这一特殊情况下妇女权益的保障，以‘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制度设计，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

　　另一篇题为《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适用限制研究》的论文提到：家暴应被认定为可快速解除婚姻的正当理由，此时再设置离婚障碍易于适得其反。如果夫妻在存在暴力行为的情形下仍能达成离婚协议，必定是其中一方妥协的结果。强制实行冷静期制度，施暴方极有可能出尔反尔，在冷静期内变本加厉，使暴力行为火速升级。

　　“我反对设置‘离婚冷静期’，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一方面是法律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男女双方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也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无论是好还是坏，社会可以做的是对其进行培训、知识宣传普及教育，让其学会如何做选择，如何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长期专注于婚姻家事和妇女权益保护的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对《财经》表示：“退而求其次，如果非要设置冷静期，与其是‘离婚冷静期’，不如设置‘结婚冷静期’，在社会问题的治理上，预防是第一位的，事前预防肯定比事后补救要好得多。”

　　3月3日，中国反家庭暴力领域的知名律师李莹向她所在的一个“志愿者律师群”询问大家对“离婚冷静期”存废的看法。出乎她意料的是，20多个律师全部支持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有律师表示：“绝大多数离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决定，只有极个别属于冲动离婚，不应该为了极个别的情况设置一个障碍，给绝大多数的人增加时间成本”；也有律师表示：“实践中有多数离婚双方在申请离婚时已经达成协议，冷静期有一方对协议反悔或财产发生变动，最终无法协商，进入诉讼离婚，增加司法负担，加剧双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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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莹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创始人，该中心旨在反对针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维护妇女权益等。她表示，虽然“离婚冷静期”可能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还是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冲动离婚。此外，协议离婚即使有冷静期，但相比诉讼离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要低很多。目前并不存在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离婚冷静期”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以往登记离婚的条件过于宽松，“想离就离”使得轻率离婚、冲动离婚的现象增多，而“离婚冷静期”会让有离婚想法的人更为慎重，维护了家庭的稳定性；反对者们则表示，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其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心理，增加不婚率。

　　能降低离婚率吗？

　　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人曾表示，“离婚冷静期”是根据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减少冲动型离婚或草率离婚，也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类似做法、应对中国近年来离婚率持续增加的一个有效措施。

　　“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其效果究竟如何？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离婚人数为283.9万对、 2022年为287.9万对、2023年为360.53万对。2021年至2023年协议离婚占比逐年下降，分别约为：75.4%、72.9%、71.9%；诉讼离婚占比逐年上升，分别约为：24.6%、27.1%、28.1%。

　　蒋胜男表示，“离婚冷静期”并没有实现“黏合婚姻”的效果。她认为，离婚率不是单一的数字，它需要和结婚率、生育率一起综合考虑。“虽然‘离婚冷静期’从行政手段上似乎让协议离婚减少了，却导致了诉讼离婚的增加，也挡不住结婚率、生育率的持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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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降至610万对，较2023年下降20%，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2022年-2024年，中国年出生人口连续三年维持在900多万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介于1.02至1.08之间。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协议离婚率降低，诉讼离婚率升高，“这说明‘离婚冷静期’并没有真正降低离婚率，反而增加了司法负担。一些准备协议离婚的不得已选择了诉讼离婚。”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前述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表示，诉讼离婚最少需要三个月至六个月，但在实践中，很多诉讼离婚耗时更长，“官司打了两三年时间的很常见。”这位人士强调，“离婚冷静期”制度并未规定例外的情形，也就是对几乎所有的登记离婚当事人进行了限制。“这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冷静期期间转移财产、伪造债务、加剧家暴等，这也是选择诉讼离婚的人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蒋胜男认为，高昂的离婚成本让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而社会压力（如“996”工作制、35岁职业歧视）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她认为，应该通过改善社会政策，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子。“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改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考虑删除‘离婚冷静期’的条款，让人们在结婚和生孩子时感到更有安全感。毕竟，进得去就容易出来，但如果进入婚姻的门槛太高，最终选择结婚的人就会少。”蒋胜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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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 ，以提高生育人口基数

2025年02月24日 15:35 新浪网 作者 凤凰周刊

　　【#政协委员建议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 ，以提高生育人口基数】#委员建议取消家庭生育数量限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获得其今年全国两会的提案，其中一份是《关于放宽人口生育约束、构建婚育激励体系的提案》。

　　为避免超低生育模式发生，减缓中国人口将面临的严重结构失衡，陈松蹊团队提出建议，如：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提高生育人口基数。目前，我国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是计划生育时代的产物。中国的法定婚龄为世界最高，国际上普遍的法定婚龄不超过18岁。建议将法定婚龄调至18岁，以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推行生育激励政策，抓住2025-2035黄金窗口期。鉴于目前鼓励城市人口生育措施的收效低于预期，建议在全国（包括农村地区）推行更多样、更大力度的激励政策，如每月对每个儿童提供现金补助和医疗支持到一定年龄等。有些政策在城市效果有限，但在农村有望产生效果。2025-2035年，我国育龄女性数量将稳定在2.9亿人~3.1亿人，建议抓住这一黄金窗口期，开展激励政策试点、生育意愿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制定针对不同人群的生育鼓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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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建议带薪休假纳入企业信用评价 探索推广“休假储蓄”模式 2025年03月05日 01:03 新浪新闻综合 　　来源：成都商报 　　2025年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帷幕。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今年重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格外关注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认为可以以此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3月4日，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针对各类休假落实难，吕国泉建议，细化劳动法律法规，修订劳动法，明确双休制为基准，保障工时并统一标准；修订探亲假、婚丧假，延长产假，探索设立陪产假，强化带薪年休假刚性。吕国泉还建议探索推广“休假储蓄”模式。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 　　在监管机制方面，吕国泉建议，研究将带薪休假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监控企业休假执行情况，违规企业罚款；相关部门将规制隐性加班、保障离线休息权等列入监督清单，依法划清生活和工作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