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要适应国情并有利于就业。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状况也不同。防疫已经使疫情破防城市和地区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财政入不敷出。由于区域差距,中央的许多政策,地方落实不易。因此,要综合分析疫情前出台的各种经济政策,已经达到调控目标和效果的,应该相对放宽管制边界。对于各类因疫情而形成债务负担或者难以经营并面临破产的企业,应该通过低息贷款或者政府贴息贷款,确保这些企业活下去,熬过疫情。企业的生存关系到就业,因此政策的制定要具有针对性,要有利于各地贯彻落实。 第三,要确保各级政府的信息畅通,防止盲目一刀切。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各地相应强化了封闭式管理,信息渠道只能通过互联网和通讯系统上报,但并不通畅。因此,既要发挥互联网体系的联络功能,也要鼓励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下沉到基层和企业进行调查,以便为更好、更精准的防控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出台,做实调研基础。也可以针对基层政府为求自保而采取的某些“一刀切”政策进行及时地指导和化解,鼓励地方政府把工作运行的轨道从只强调防疫,调整为防疫、促进经济两手抓。 第四,要加强国际经验的借鉴。虽然很多国家在2020年都因为疫情遭遇了经济的严重下滑,但在2021年已经逐步开始了恢复增长。因此,中国在延续已有的防控经验同时,也要避免只关注强化防控力度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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