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安装间谍软件成常态 印度私家侦探和调查协会主席昆瓦尔·维克拉姆·辛格(Kunwar Vikram Singh)表示,现在富裕家庭通过聘请私家侦探来调查未来准新娘或新郎是否是合适伴侣已成常态,评估费用通常在500美元左右。他将此归因于印度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特别是在城市精英中。他说:“工作文化已经改变,价值观已经改变了。”辛格认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是个重要因素。他说:“我们告诉人们,‘你们的婚礼花费了大量金钱,仅聘请调查人员就花费了几千美元’。” 不管是什么原因,印度的私家侦探服务在过去十年里始终在快速增长。辛格估计,该行业目前在全国的价值约为12亿美元。但由于该领域的敏感性质,不太可能确切知道数字,因为没有官方统计数据,许多客户仍然用现金支付,“他们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侦探提供的服务主要分为两类:公司服务和个人服务。其中,企业调查通常涉及银行聘请调查人员获取借款人的信息,以及金融公司寻求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个人服务的范围从儿童监护到婚姻背景调查等。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斋浦尔的侦探卡南·乔杜里(Karnam Choudhary)经营着Siyol侦探网络,该网络在全国拥有约1500名自由职业私家侦探。他表示:“自2016年以来,个人业务几乎占到了70%。” 业务繁荣的同时,人们越来越依赖消费级间谍软件。这些软件大多是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不容易被发现,它们会秘密记录设备的所有活动,并将数据发送给第三方。私家侦探的第一步行动过去是亲自跟踪某人,如今许多人一开始就建议客户用安装有恶意软件的智能手机监视他们怀疑的对象。 几年前,对间谍软件不断增长的需求首次引起了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注意,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需求激增之前很久。2013年,古吉拉特邦的程序员图沙尔·梅帕尼(Tushar Mepani)在为他的工程项目研究病毒和网络安全时,开始会见希望密切关注青少年行踪的父母。他说:“当这些百万富翁告诉我他们孩子的行为时,我晚上睡不着觉。” EasySpyPhone是梅帕尼开发的第一款追踪儿童应用,最初的原型仅限于录音、收集短信和位置数据,但最新升级版本可以监视Facebook和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偷偷打开手机麦克风录制通话和视频,并截图,所有这些每月只需20或40美元左右。梅帕尼回忆道:“父母们非常高兴,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与谁交了朋友,谁在逗他们开心。这款应用拯救了孩子们,使他们免于被宠坏。” 然而,梅帕尼并不只开发一两种产品,通过成立安卓间谍软件公司Convants Information Security,他将监控软件授权给多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以不同的名称重新包装。梅帕尼不愿透露这些安排的细节,称其为“内部业务”,但他声称已经卖出了2万多份软件。2014年,侦探乔杜里使用梅帕尼的软件推出了自己的应用程序Spy Mobile Process。购买乔杜里应用程序的人可以在这位侦探的指导下使用其自己进行调查,而不需要支付全面调查的费用。他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会对此感兴趣,但它受到了用户的欢迎。” 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法律灰色地带之中。到目前为止,印度没有法律规范所谓跟踪软件的销售或购买。目前制定的隐私法也不太明确。在印度,使用物理方式监视目标并不违法,但通过手机追踪某人的位置就变得有些模糊了。法院被迫逐案制定法规。例如2018年,德里某家事法庭在一起涉及婚姻纠纷的案件中,承认利用了间谍软件收集的证据,称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比隐私保护更重要。 但是,遵守法律似乎并不会给许多间谍软件供应商带来麻烦。就他们担心的法律风险而言,大多数人只会简单地添加免责声明,让用户承担责任。在安装软件之前,客户应该得到“智能手机所有者的适当书面同意”,并明白“购买者有责任遵守本国的所有法律”。 2020年8月,谷歌推出了一项新的广告政策,对间谍软件和监控技术的广告施加了限制。该公司在其更新的政策中写道:“更新后的政策将禁止在未经他人授权的情况下,推广以跟踪或监控他人或其活动为明确目的的产品或服务。”然而,谷歌为两种情况开了绿灯:一是像乔杜里这样的“私人调查服务”,另一个是像梅帕尼这样“专为父母追踪或监控未成年子女而设计的产品或服务”。 承认使用间谍软件的私家侦探几乎都坚持称,由此产生的任何问题都是滥用的结果。但他们公开这样说是一回事,如何推销自己的服务则是另一回事。虽然乔杜里声称他的应用程序不是用来监视配偶的,但他的公司官方账号2015年11月的一条推文却说了相反的话。在一系列电话采访中,梅帕尼还否认向嫉妒的丈夫或妻子推销他的产品,尽管他的网站明确表示这些都是目标人群。他补充道:“这就像一把刀,你可以切水果,也可以割别人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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