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意识:支持者 王统照的回忆戏剧性地捕捉到了这个由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时刻。但与其他五四记述不同的是,他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围观民众的音容笑貌。看着“这么一群学生集合一处,居然各有领导,分执校旗,浩浩荡荡,颇有声势”,难怪会吸引来众多市民“随着在天安门内外瞧热闹,看局势”。这些主动聚拢来的观众,他们最初的心态纯粹是出于好奇:“奇怪学生们要弄什么把戏?要在这紫禁城的头门口演什么说?摆什么样儿?起什么哄?” 但当学生们反对巴黎和会签字的演说结束,异口同声高呼的口号,却让这些跟来“看样儿”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顿时抹上了一层严冷的冰霜”。在前往赵家楼的途中,学生们的队伍也引起北京市民争先恐后的围观。轻松俏皮的评论也从这些围观者口中纷纷吐出: “学生们好玩。”“到哪去呀?”“走的不推板起军队,——真正有板有眼。”“哈!这一阵子巡警大爷可要忙一会儿。”“巡警干吗多管闲事?人家好好游街……”“可——不是,这世界上透新鲜的事儿多啦。游——街,示——众,哈,这也是示众呀!——”“得啦,您真是会嚼舌根子的大爷!游街示——众,难道这是要上菜市口?” 王统照对围观民众的描述尽管调侃幽默,但却没有任何讽刺的成分。这一次,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旁观者在嚼舌头而已,俏皮评论中充满了肯定和赞扬的意味。《晨报》的一位评论员就发现,这场运动并不仅仅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所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皓然的老青年”。 普通民众对学生们的支持,可以有很多解释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对识文断字的知识阶级的崇敬传统。在普及教育之前,知识是一种权力。识文断字、通读诗书的人被尊为士人,居四民之首,他们也可以凭借知识考取功名,担任官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即使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在普通人心中仍然延续着读书人有着高人一等特权的思维惯性,那些在高等院校念书的学生,就如同于科举时代的举人进士一样,早晚会位居人上。 但对那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青年学子们来说,尽管他们享受着知识阶级带来的尊重特权,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却与他们平等主义的理想相悖。他们不希望民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知识阶级而跟从他们,而是期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青年知识分子祭起一个时髦的法宝“国民”。 五四时期学生发表的各种宣言和演说,几乎就是在重复20年前梁启超对国民做出的定义。学生联合会在日刊的发刊辞中如是宣布: “自北京有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前途就放了一线光明,学生界渐渐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责任,知道中华民国是国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学生即国民的一部分,就有预闻国事之权。那种‘学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隶教育,在二十世纪时不适用了。” 国民因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对国家负有责任,而这份对国家的责任,又赋予了国家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在五四时期的学生们看来,这便是身为国民的真意所在,也因此,唤起一般民众觉醒的方式,就是唤起他们的国民意识。即使是那些被派去阻扰学生运动的警察士兵,在面对国民责任的演说时,也会为之动容。北大学生杨亮功就描述了一幅动人的戏剧性场景。当时他们正在前门外进行演说,正讲到兴致淋漓时,忽然来了一队警察驱逐听众。于是学生们将讲演对象指向了这些正在破坏演讲的警察: “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话音未落,这些警察就已经“感激泣下”。 唤起民众内心中身为国民一分子的朴素情感,是五四运动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当国民这个词语,由一个形而上的政治术语,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流行词时,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识阶级的夸夸其谈,而是放诸全国皆准的个人准则。 因发起集会而遭逮捕关押的北大学生方豪,在监狱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负责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学的,是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这位营长大字不识,在长官提问时竟将“骑兵”解释为“旗人当了兵的意思”。无论是出身还是学问与方豪这样青年学生可谓霄壤之别,但他的所言所行,却证明了知识的贫乏并不会影响到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在这一点上,他与方豪这些识文断字的学生是平等的。当被押学生向他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时,这个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动了,他以“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这种粗犷的方式,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赞许。他或许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会阐发打动人心的至理名言。但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告诉他:“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 方豪等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农历新年。让他感动莫名的是,大年初一这天,张营长“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这是一位觉醒了的国民,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启发了他的那位国民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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