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漩涡中的医院 所有医院成了武汉最拥挤的地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2月3日表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但这些目前在武汉都还做不到。 由于对病毒传染途径认识不全面,加之防护物资缺乏,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他们不仅要救治病患,还得保护自己,武汉的医院已无秩序可言。 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月11日,全国1716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6人不幸以身殉职。“非典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医护人员被感染。”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对《财经》记者说。 1月6日到17日,武汉市和湖北省“两会”分别召开。期间,除了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了41例确诊外,两个“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始终通报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并表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此时已有医护人员陆续感染。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一位同事告诉《财经》记者,李文亮最早于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注意防护后,他们抓紧自费买了一盒N95口罩,但“第二天就买不到了”,医院防护物资准备有限,赶不上诊治发热病人的日常消耗。 1月12日左右,李文亮作为中心医院第一批感染的医护人员住进了病房。身为眼科医生,李文亮是在1月初接诊时被感染的。他在重上岗位之前,还曾因擅自警示疫情而受到武汉警方“训诫”。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对《财经》记者说,早期传染病专科的医护人员,可能防护做得比较好,感染人数少,但在非传染病科室,一些非发热病人可能也患有新冠肺炎,“由于早期医护人员对病毒认识不够,可能会导致部分感染”。 1月10日前后,中南医院收治了一位腹部不适的患者。彭志勇说,最早引发医护感染的正是这名腹病患者,他感染了相关的十余名医护人员,其中一名医生又将病毒传染给了家人。 一位120随车护士称,她曾在手术麻醉科给脑出血的病人做手术,病人术后才承认已经发烧一周,手术时,6名医护人员都没有做防护。 1月20日晚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表示,“肯定有人传人”,这重新定义了疫情的严峻程度。为应对发热病人“因无序就医带来交叉感染和疾病传播问题”,1月22日武汉市确定了“7+7”模式,即在城区7家大型医院附近,选择7家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专门收治发热病人。 医生李鹏正是在这天加入了其中一家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他对《财经》记者说,他接到通知时,医院名单已经对外公布了,“中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当天,大量病人涌入,医院要转移已有病人,还要做病房改造工作,手忙脚乱。 这一天,病人排队时间超过6小时的比比皆是。很多病人情绪不好,有人大哭,有人争吵,有人骂人。 此时整个武汉的现状是,初期被感染的病患潜伏期已过,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他们恐慌性涌入各个医院,但武汉的医疗资源已极度绷紧。隔离条件不足,试剂盒和床位缺乏,志愿者援助物资的到达通道不畅,大量病患得不到住院救治,医院和医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汉中心医院医生田璐对《财经》记者回忆,当时发热、疑似患者及医护人员都在隔离区外随意穿行,收治不下的患者坐在过道里,污染区越来越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向《财经》记者回忆,1月27日他带领第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进驻金银潭医院后,对当地医护说的第一句话是:“撑了一个月,你们不容易。” 之后,他所带领的团队用了近一周的时间,研究制定一份详细的感染控制方案。按该方案,医院必须要三区两通道,有清洁区、污染区、缓冲区,医护人员和患者要走不同的通道。“我做院长十三年,从未采用过如此高等级的感控防护措施。”郑军华说。 李鹏说,自己直到1月29日才得知确诊流程,先要科室筛选,上报医院,医院再上报到区里。每个科室每天只有3名-5名病患有检测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