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期的出行志愿服务分两个阶段：其一，在1月23日武汉道路交通按下“暂停键”后，个人、社会团体踊跃自发参与、雪中送炭；其二，疫情进入爆发期后，以专业出行公司为主的志愿者车队大展身手，政府牵头、企业出力，基本保证了武汉的基础运力。 但在武汉和外界连接更加密切的物资捐助方面，作为捐赠物资的中转枢纽，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孱弱的调配能力却引发广泛质疑乃至愤怒。 与武汉“封城”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医疗物资梗阻。即便是SARS时期，也没有出现医疗物资如此短缺的情况——医院缺乏足够的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一线物资，医生和护士只能与病毒“肉搏”，导致伤亡惨重。这种情况在2月初之前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捐赠物资却在武汉市红十字会（下称“武汉红会”）租用的临时仓库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下称“国博”）堆积如山。1月28日，《财经》记者在国博看到，大量外援物资滞留、红会工作人员手工录单，冒领、领不到现象非常严重。 1月29日，多家武汉一线医院通过社交媒体向外呼吁：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完全没有了”！红会仓库里存放的物资，既有定向捐赠的，也有不定向捐赠的。武汉协和医院工作人员拿着齐全的证明文件到国博领取定向捐赠物资，却只能空手而归。与此同时，协和的医生护士们却穿着以医用垃圾袋改造的简易防护服上“战场”。 一位现场目击者告诉《财经》记者，1月29日，由于迟迟拿不到批文，协和医院的一辆货车冲进国博仓库装了38箱口罩要拉走。但和外界疯传的红会百般阻挠不同，在协和医院货车抢货之前，红会现场人员尽其所能联系指挥部争取放行。 武汉红会工作人员多次对媒体表示，红会的职能就是收，没有权力发，只能按照卫健委的指示办，“我们不承担分配任务。”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物资分配权实由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管控，但是与之相关的物资发放流程和给谁不给谁的原则却并不清晰，导致物资发放人员无所适从。就物资发放问题，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曾向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发文，要求“两个小时内必须发放物资”，但这项要求并未落实。 初期，国博仓库的现场指挥长是武汉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孟武康、副指挥长包括武汉市统计局夏国华等人。具体的物资接收和调度则由多个部门负责：武汉市统计局统筹调度现场工作，武汉市物流局负责统一安排捐赠物资转运，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红会负责联络接收捐赠物资、出入库信息管理、制定物资分配清单、协调物资出库等。 一份武汉市委的内部文件指出，中间环节过多是物资梗阻的重要原因。从向指挥部申请，到送达救治医院，需要走完红会登记入库、卫健委初拟分配方案、市指挥部审核备案、质监部门查验物资、红会组织物流发送等环节，全部流程需要近两天时间。 这与捐赠方的效率形成巨大反差。从1月25日至1月30日，上海复星集团从全球采购14吨医疗物资，其中医用口罩超过33万个，医用防护服超过27万件。从1月24日除夕夜启动采购到1月29日凌晨物资运抵武汉，这家企业只花了4天零2个小时。 2月1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派湖北省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998.SH，下称九州通）协助红会处理物资发放，4个来自九州通的医疗物流专业人员，与武汉红十字会、武汉市卫健委及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指挥调度仓库员工，24小时轮值。 2月2日下午，九州通正式接手武汉红十字会物资派发工作，介入国博物资现场组织领导的还有华科校友会负责人。 《财经》记者获悉，九州通接管后，出入库流程有所改变，物资入库后，九州通查验送货单，对入库的货物分类，即时提供库存物资详细清单，武汉市卫健委在收到九州通公司的库存清单后，在2个小时内给出分配计划，九州通按计划分拣后，交由专职部门配送。 有国博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流程可以将物资出入库时间从过去的两天缩短到几个小时。 九州通接手之后依然没有物资发放权，关键的变化是武汉市卫健委在收到物资清单后，将拟定分配方案的时间缩短到了两个小时。 2月4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免去夏国华武汉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对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孟武康和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予以诫勉谈话。 当天，湖北省纪委监委也公开通报：因为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湖北省红会三名厅级官员被问责。免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告处分。 复盘可见，第一，红会在处理物资发放效率方面确实不专业；第二，将前期物资堰塞完全归咎于红会不公平。扭转局面的关键，除了九州通的专业能力，还有政府部门在压力之下大幅提升了效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密切关注此次抗击疫情中的物资捐赠和分配，他此前曾担任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汶川地震、SARS时期，他均在任上参与调度物资。 王振耀分析，和解决出行需求类似，解决医疗物资需求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民间捐赠的物资满足了应急需求；中间阶段是民间力量配合政府；第三阶段，政府力量逐渐占据主导，民间捐赠成为重要后备力量。 关于此次疫情的社会物资捐赠和调度，王振耀认为，医疗物资支援的清单系统完全可以依赖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建立。各地详细列明医疗物资的需求，并结合患者人数动态化呈现，其中特别需要注明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解决的物品数量。企业、公益团体和社会个人，在政府主导下形成合力，公开透明。这样，政府确保基本供应，民间慈善和医院对接紧急捐赠，医院有灵活资金还可以激活采购。 结合此次教训，想要充分激活民间力量，政府和慈善组织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定向捐赠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在前期意向捐赠联系中可以协调、引导捐赠人捐赠给物资更紧缺的医院，而不是物资到了之后再协调。 和17年前的非典、12年前的汶川地震等大型灾难时不同，2020年中国的通信、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但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科技行业人士指出，疫情爆发早期，除了三大电信运营商每日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全国人群移动情况大数据外，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如阿里、腾讯、京东、滴滴、美团、顺丰等，其力量没有被及时调用。 短暂的滞后期过后，新技术开始被利用。 在湖北的相邻省份河南，省会郑州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第一时间找到阿里云搭建数据中台，在此基础上汇集数据，建立摸排系统、返郑人员信息登记系统。 数据中台会生成一份重点关注名单，这份名单需要落实到各基层、区、街道和社区。如果沿用老办法，危急时期，政府职能人员之间通常会采用微信、U盘等方式来传输。它们的缺点很明显：其一，使用微信传输，用户的数据信息很可能被泄露；其二，使用U盘传送太慢。 阿里云为此开发了摸排系统，这是一个轻量级开发程序，上线快，名单导入后，基层摸排员在手机上就可以用管理员账号进入，解决问题。 一位大数据架构师向《财经》记者表示，应对大型灾难性需要政府建立应急大数据调度系统，如大数据指挥平台、应急物流交通平台、应急物资保障平台等。做到关键数据高效汇总、应急物资精准投放、城市紧急交通调度畅通，如此才能提高疫情应对的指挥效率。 2020年1月底，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马兆远团队利用人工智能（AI）系统建立了全国疫情扩散预测模型。《财经》记者了解到，深圳南山区政府已利用这套模型来规划该区的复工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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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清新芳草
发表于 2020-2-18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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