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不安全”：传统社会的常态生活 农业社会的根本问题是解决粮食稳产和民食供应，维持士农工商的生存权益和发展需要，如此则礼乐文明，国家兴盛。《六韬》卷二《武韬·立将》极为精辟地论及此中关系，“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而战乱纷争年代粮食问题更加重要，甚至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中刘邦因为顾及敖仓储粮而做出据守荥阳的战略决策，“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但是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灾害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导致农业社会灾荒流行，过去两三千年历史中见诸史册的饥饿年馑屡屡发生，借用经济学中“粮食安全”一词来描述这种极端状态下的生活景象的话，只能说很多时候传统农业社会民生维艰，尽力乎沟洫的农民难得有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粮食不安全”才是他们的常态化生活。 粮食安全是一个经济学指标，但可以用于描述古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以及特殊时期的饥荒状态。正如《昆陵庄氏族谱》所言：“五口之家不可一日不淅米”（卷首《养恬公谱序》，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最低限度的粮食安全就是维持生活基本需要，这样家庭才能存在，社会才可以发展。 测算传统社会的粮食安全，可以根据人口数量、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指标进行估算，宋代以前人均粮食占有量逐步提高，但是明清时期因为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愈来愈低。借助于已有的中国灾荒史研究成果我们很容易得到初步认识：自远古以来的中国历史中，饥荒就是困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二十四史中的灾荒记载数以千计。 如果单纯从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指标衡量的话，唐宋以前还可以通过提高粮食产量来确保粮食安全，而在明清时期几百年时间中大多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下。即使在汉唐时期地广人稀、动辄耕地百亩的生计条件下，大饥大荒也屡见不鲜。《北史》卷四《魏本纪》：“（景明二年）壬戌，青齐徐兖四州大饥，人死者万余口。”《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贞元元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明清时期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的生活景象几乎随处可见，明代林俊在《奏扶持国本事》（见《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三《保治》）中描述大面积饥荒景象，灾民生活苦不堪言：“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甚，人民流徙别郡及荆襄等处，日数万计。甚者阖县无人，可者十去七八，仓廪悬声，拯救无法。树皮草根食取已竭，饥荒填路，恶气熏天，道路闻之，莫不流涕。”即使江南富庶之地也不能幸免于难，（雍正）《宁波府志》卷三《星野》记述了一次明代嘉靖时期的江南灾荒：“东南大饥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扬大江而南，历苏松、浙东西，斗米数百钱，道殣相望。”清代灾荒更加频繁，《清史稿·灾异志》中的水旱饥荒连篇累牍，其严重性、频发性远超此前任何朝代，盛世灾荒也颇为突出，《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纪》：“（康熙五十四年八月）连年饥荒，盗贼充斥。” 面对历史，我们不得不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接连发生饥荒，原因到底是什么？自然的原因，抑或社会的原因？我国灾荒史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持续探索，从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农业生产、荒政制度各个方面论述了灾荒的成因，可以说灾荒成因中自然与社会因素兼而有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传统社会粮食不安全的状态，导致了饥荒的发生。 二、生民何以愁苦：饥荒背后的多重诱因 古代的饥荒，一般都是多种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饥荒与灾害的关系，看似单一线性，其实在自然灾害之外还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制度原因，比如赋役征发、地方管理、社会秩序等等，都是文献可见的饥荒诱因。 地方官员不能体察民情，疏于职守，横征暴敛，就会严重影响到农户生计安全并出现一系列社会秩序混乱问题。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直陈赋敛积弊甚于猛虎毒蛇：“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宋代董煟《救荒活民书》中也对此多有批驳：“圣贤救荒，大扺以宽征薄赋为先。”“人君平居无事，横征暴敛，不能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一遇水旱，虽移民移粟，孟子以为不知本。”宋代欧阳修明确指出地方官员横征暴敛是危害社会的主要原因，《徐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中论及江南灾荒赈济问题：“近年以来，省司屡于南方敛率钱货，而转运使等多方刻剥，以贡羡余。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盗贼，内应省司之重敛，外遭转运之诛求，比于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将来继以凶荒，则饥民之与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害不比王伦等偶然狂叛之贼也。” 但是饥荒的直接成因还是自然灾害，一如宋代胡铨《澹庵文集》卷一所言：“因之以饥馑，加之以灾荒，生民愁苦而无聊。”大灾大荒、小灾小荒、有灾必荒已经成为传统社会的灾荒规律。其中常见者为水旱蝗灾后引发饥荒，或者旱蝗之后导致饥荒。《汉书·王莽传》记载了新莽时期的旱蝗饥荒：“风雨不时，数遇枯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不但对历史蝗灾做了比较精准的计量分析，指出了蝗灾发生的时间规律性，“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小民遇此乏绝最甚”。徐光启也对蝗灾的危害性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述，他在《农政全书·荒政》中指出蝗灾与水灾、旱灾一起构成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三大灾害，也是历朝历代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既肯定了蝗灾的危害性不亚于水旱灾害的历史事实，也分析了蝗灾与水旱灾害的不同之处。首先，蝗灾具有远远超过水旱灾害的直接破坏性，蝗灾一旦发生就会大面积成灾。“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其次，蝗灾又具有相对便捷的防控特点，通过除治蝗蝻、捕杀蝗虫等办法可以取得显著减灾效果。“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此其与水旱异者也。” 第三，蝗灾的防范控制必须依靠国家的有效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惟蝗又不然，必藉国家之功令，必须百郡邑之协心，必赖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无勠力自免之理。此又与水旱异者也。总而论之，蝗灾甚重，而除之则易，必合众力，共除之，然后易，此其大指矣。” 正是因为蝗灾破坏性强大，历史时期谈蝗色变者往往有之。著名的姚崇治蝗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蝗灾，《新唐书·姚崇传》记载当时情形：“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严令汴州刺史倪若水捕杀蝗虫，“请夜设火，砍其旁，且焚且瘗，蝗乃可尽”。在姚崇的指挥下山东灾区才战胜蝗灾，有效防止了可能发生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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