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刘毅在支援发热门诊一周后确诊。 2月5日，他有些咳嗽，觉得自己才三十多岁，抵抗力还不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第二天，刘毅早早吃了晚饭，准备回家休息三四个小时，养足精神去上夜班。 回到家里，刘毅脱掉厚外套、摘掉口罩，消毒后放在阳台。那段时间，防护物资稀缺，口罩都是消毒后继续用。接着，他又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掉全部消毒，洗30分钟以上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再把自己在家中走过的地方全部消毒一遍。 躺在床上，刘毅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咳嗽，是咽炎吗？我不会感染了吧？应该不会，即使感染了，好好治疗，应该没事的，要不明天拍个片子看看”。 不觉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他打开微信，看到群里和朋友圈里“李文亮牺牲”的消息。 李文亮比刘毅还小一岁，人说没就没了，刘毅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病毒的可怕。 “果然，中招了。” 第二天，刘毅查了CT，肺部有些感染，医院没有床位，判断属于轻症后，只能回家隔离治疗。 回想自己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刘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来看诊的发热病人基本都是确诊病人，坐在电脑前，身边常围着三四名病人，有病人一直咳嗽，在不通风的诊室里，他时常感到诊室的空气中布满病毒。 二是，那段时间，防护服很缺，也常常不达标。有些防护服是工业用品，有些达不到三级要求，有些质量太差，拉链处没有密封设置，很容易让病毒钻了空子。 一张床位就是病人的“保命符”。在发热门诊看诊时，刘毅看到了太多病人求助的眼神。 赵琳、吴敏和同病房的小护士算是幸运的，她们都有一张床位。在这之后，很多医护人员染了病，都无法住院。 3月4日晚，艾芬一直睡不着，回想这段时间抗疫经历，她每看到一个被感染职工的CT，都自责没能保护好他们。 如今，刘毅已经康复，他打算隔离结束就返岗。给母亲买的补品还在家中放着，虽然武汉已经恢复快递运营，但刘毅还是想等疫情结束，亲自回趟老家，看看母亲。 赵琳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大学时代，她和同为医学生的丈夫相识、相恋、结婚。直到现在，赵琳依然自称是丈夫的“迷妹”。两年前，儿子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很多欢乐。 但住院的头几天，对病毒的未知和恐惧，夜里阴雨寂静，赵琳悄悄写下了遗书。 在抗疫一线的丈夫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每天目睹隔离病房里的病人离世，他很担心妻子赵琳的病情，夜深人静时，常掩面痛哭。 幸运的是，赵琳恢复得挺好。有一次她去复查CT，刚到负一楼，就碰见护士正在抢救一位呼吸心率骤停的患者。出于医生的本能，她赶紧过去帮病人做心肺复苏，还一路把病人送到急诊抢救室。 回过头才恍然想起来，自己还是个病人，刚抢救的又是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而赵琳当时只戴了一只口罩。但抢救病人的那一刻，她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只记得自己是位医生。 吴敏和江学庆、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锋都是老同事。她说，江学庆在1月11日发病，1月17日住院，于3月1日不幸牺牲；胡卫锋也于1月16日出现发烧、全身乏力的症状，1月17日住院；易凡在1月18日前后出现症状，但因床位紧张，他回家隔离治疗，到了1月底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后才住院。 目前，胡卫锋和易凡病危，已经上了呼吸机和ECMO（人工肺）。此外，医院副院长王萍也被感染，目前病情严重。 李文亮于1月10出现症状，12日就住进“职工之家”，就住在吴敏的隔壁病房。2月1日，李文亮确诊，确诊时就住进了ICU。2月7日凌晨，李文亮不幸牺牲。 在李文亮住院三天后，眼科主任医师梅仲明也感染住院了。他在2月11日病重，进行气管插管仍无法挽回，在3月3日与世长辞。 截至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先后痛别了李文亮、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四位优秀的医生。 多名医护人员均告诉澎湃新闻，该院已累计有两百多医护人员感染。 送走一位又一位“好兄弟”“老大哥”，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十分感慨、发文悼念称，“在这次和大疫的斗争中，中心医院伤亡惨重、遍体鳞伤。” 2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感染1716名，其中有6人不幸辞世。湖北省报告了15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武汉市报告了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73.4%。 3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医护人员感染的数字已翻倍。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介绍，在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份及之前，仅湖北省就有超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的，60%在社区，均为湖北当地的医务人员，而且大多是非传染科的医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毅、章倩、吴敏、李微、张城、赵琳、老李均为化名） （实习生孟津津、夏梦洁、刘旭、李娴、胡友美、张浩容、李宁馨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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