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恐怖主义”吓跑外资 放松中国投资项目是好迹象,给中资企业一个喘息机会,但印度政府在过去一年采取的恶劣反华经济政策严重打击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投资信心,这种信任流失也让中印经济关系难以回到2020年之前的甜蜜时光。 去年遭受印度政府最严重打压的就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如今已经开始对印度市场实施尽职调查,对今后投资比较审慎。在印度对其关上大门后,很多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旗下的风投公司已经将目光转向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科技业投资在2020年上半年激增55%。 在大型企业重新思考印度市场的同时,一些中国中小企业却仍然以赌博的心态在印度投机赚快钱,即便经历了去年的动荡,他们也不准备离开。他们中一些人对潜在风险视而不见,只是想象来印度能够发财,一些人甚至准备扩张项目。 “大量中国企业不管中印关系咋样,只要不打起来,该去还得去,毕竟供应链转移这个趋势有点不可逆转。”印度大恒竺成(Linklegal)律师事务所顾问李钦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位去年因疫情导致项目搁置离开印度的中国手机产业链制造企业员工对《财经》记者坦言,在印度投资“就是一场赌博”,用他的话说,在印度搞项目就是“吃饭喝粥,就靠这一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刘宗义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企业赴印度投资需要保持理性并有气节,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印度如若真想让中国投资,应该是满足中方条件,而不是迁就它的条件。我们必须提条件,要求其包赔损失。中国企业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赔偿,虽然印度法律制度让中国企业很难追偿,但追偿将迫使印度考虑自身的国际形象。 杨绪红也认为,很多中国中小企业没看透印度政府对待外企的本质。外企在印度赚钱很难,与中国改革开放让利外资不同,印度政府理念就是一毛不拔,让外企赚了钱也会被掏空,欧美日韩企业都很少在印度赚钱,连沃达丰这样的企业都被整得很惨。 “印度经营环境真可谓全球最差。印度政府就用这个大市场忽悠外国投资者,但对外企管控很严,随便找个问题就能卡死外企,例如针对外企查税,阻断现金流,影响企业业务。”一位在印度工作多年的投行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印度社会深受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影响,在这种理念作祟下,虽然近年来印度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很封闭落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安德鲁·莱基(Andrew Leckey)多年在中印两国从事研究交流,他曾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到访过中国和印度,你会发现中国经济市场比印度开放很多,从百货商场里的商品就看得出来,印度的百货商场就显得很民族主义。 政策不稳定性、对外资不友善法规和官员效率及索贿等问题,都让外企对印度市场望而却步。虽然莫迪政府尝试松绑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推动经济改革,但穆迪评级机构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度从2017年以来,经济改革执行力道薄弱,缓慢的改革趋势和政策有限性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缓慢。此外,印度有各种复杂的税务法规,外资聘请的印度财会顾问和律师不时传出勾结印度税务官员,看准外资不懂本地税务法规而制造税务罚款向外资索贿的丑闻,更让外资企业出现重大损失及营运困扰,印度因此得名“税收恐怖主义”(tax terrorism)。 美国摩托车厂哈雷戴维森就不堪折磨,离开印度转向中国。2020年哈雷宣布全面撤离印度市场,不惜支付近1.69亿美元业务重组费用,也要关停在印业务。过去十年哈雷在印度的投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从来不顺。2009年,哈雷通过国外进口方式将产品销往印度,但由于印度为保护本土制造业,设置高额进口税,导致哈雷销量未达预期。2011年,哈雷决定在印度建厂,并通过从美国进口零部件,在印度完成组装,减少关税成本,从而获取利润,但销量仍旧无法提升。 导致哈雷惨淡销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的税率,印度政府为了增收,对多项产业征收较高税率,就印度机动车而言,一辆车的售价有近三成收入都被印度政府收缴。此前哈雷为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曾试图委托印度本土厂商进行生产,即便是这样一个高度依赖摩托车的国家,也没能推动摩托车生产技术进步,直到现在印度的工业化也不足以建设满足要求的摩托制造厂。这种情况下,哈雷不得不舍弃印度,加快转向中国市场。 与对任何外资都一样,莫迪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企业实施系统性割韭菜,最显著的就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封禁中国手机App,为国内垄断财团攫取市场,莫迪依靠的垄断财团都因此得到实际利益,信实集团更是因为莫迪政府舍弃中国App拥抱美国公司的举动而在三个月内开挂了一样融资14次总计200多亿美元。但讽刺的是,对信实集团大把撒钱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却要被印度征收均衡税——对外国网络广告平台征税6%,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马敲打印度。 不仅对知名中国App平台下手,印度政府去年年底还对涉及现金贷的几百家中国公司一锅端。 “2017年印度第一次出台统合外资政策,中国所有投资基本上不需要审核(几个特殊行业除外),印度政府以为能够吸引大量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企业,比如家电、电子等,但令他们意外的是,除了这些企业,更多被吸引到印度的是中国的一些虚体产业,甚至是灰产和所谓的‘黑产’。”李钦介绍说。 诚然有些公司涉及灰色产业和暴力催收等不合法行为,但在疫情封锁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也为印度很多个人和中小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印度政府事后釜底抽薪,让这些欠债机构和个人不还款,声称这些中国现金贷企业不合法,很多企业连本金都被收割。 “印度政府这项行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应该是继App之后的第二大损失,印度政府就是借助这些现金贷企业可能涉及灰色领域运作资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其进行打击,中国企业有苦说不出。”上述投行界人士表示。 相比互联网领域,印度政府最想收割的还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期间印度就不断挖中国墙角,游说第三国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在印度落脚。印度政府这种割韭菜心态无疑为中国制造业项目投资印度增加风险,因为制造业是重资产,投资周期长,对制造业所在地收益更多,带动税收就业,对自己风险较大。 “这几年印度制造取得长足发展”,李钦举例说,印度制造的军事装备密集产出,比如韩国授权生产的K9自行火炮,波音授权的飞机,法国授权的潜艇以及各种导弹,都是在印度制造的计划下,在印度本土生产完成的。 挥之不去的反华情绪和印度政府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让中国企业必须重新审视对印度的经济投资行为,以避免重蹈覆辙。在上述投行界人士看来,中国企业今后来印度投资就是一场赌博,可以赚快钱,但就要看谁的动作更快,慢了可能就要被印度政府割韭菜。稳扎稳打长线投资在印度很不利,无法立即抽身而退。最适合的就是与印度发展贸易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