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语里有一句话,应当会让他感慨良多。 “在关系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良知,何等紧要。 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钟南山一句“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已经把这个名词的真实含义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这里”,就是呼研所,因为接诊的全部是重症病人,该所前后共有26名医护人员倒下,但没有一个人退出战场。 “因为我们是医生。” 每一个专业,都有一种特别的良知。医生就是要让病人活下去,文学家必须主张真善美,运动员应当展示生命的活力,政治家的责任是社会的最大福利,媒体人则要成为清流,明辨是非,弘扬普遍价值。 “非典”以后,北京的病患后遗症比较严重,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比较高,包括一些在战斗中感染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在治疗中应用了大剂量、长时间的皮质激素治疗,而导致后来必须长期服药,生活难以治理。 有一些人,就把责任归结到钟南山头上。 但历史是公正的。 在“非典”重疫区的广东省,病死率很低,被救治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比例仅为2.6%——全世界最低。一些地区股骨头坏死后遗症高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违背了钟南山的使用原则:合适的对象,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剂量。 有些地方一接诊病人马上就使用高剂量激素,并且使用时间长达数月,这和钟南山的主张并不相符。 前面说,每一个专业都有一种特别的良知。在这一问题上,良知就是普遍的了:钟南山,救了很多人的命。 按照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常识,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 生命! 如果他在2003年二三月份屈从权威,认可“非典”病原体为衣原体。 如果他在2003年4月11日屈从领导,宣称“疫情得到控制”。 如果他在2020年1月20日不说真话,附和“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或“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 跟那些假设相对立的内容,就是人的良知,钟南山的良知。 中国人,早已吃够了知情不报的苦。 2003年,广东的SARS应对是一个榜样。当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很坦率地说出了“为什么要报告”的动因。 “因为如果不报告的话,当时这个事情,你是不知道后果的。但你报告了,如果这个事情结果没事,那我们就等于干预政事了,省政府会说你怎么这么一点事都搞不了——这是很难的。” 但卫生厅还是及时向广东省委省政府作了报告,省委省政府随后紧急动员。 这就是良知在起作用。 我们不可能要求经济学、政治学都充分考虑良知,因为良知属于道德内容,不可量化分析,也无法进行统计学定性。事实上,如果把道德纳入一些学科的的公式变量范围,那么这些学科的许多公理都将崩溃。 现实运作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只要做好自己科层位置、社会位置范围内的事情,就一切安之若素,用元代戴良那句颇为“八卦”的话说就是“退可以无咎,而进为有悔”。 良知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左冲右突,总有一些人,最终选择破壁。 2020年这一次,还是钟南山。 除了直接扭转防控战略之外,他和他的团队还一直奋战在科研防控一线,告诉人们日常如何预防,病毒有哪些新发现的特性,疫情的进展趋势在科学范围内呈现怎样的规律,行政措施应当怎样与之相配合,为什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钟南山老了,84岁了。 人会老,良知不老。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排版 | CAT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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