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接触过的不少科学家对中国科兴生物和国药集团缺乏公布的相关数据颇有微词。但归根结底,各国有权根据他们见到的数据自行决定中国疫苗的实用性和安全性。 或者,正如为平等获得药品权利奔走的印度籍公共卫生活动家阿查尔·普拉布哈拉所说:“这些国家在达成这些交易时睁大了眼睛——没人拿枪指着他们的脑袋逼他们这么做。” 人们热衷于谈论疫苗的成功推广如何促进中国自己的生物制药产业战略。但是,新冠疫苗生意并不是一条单行道——地区因素和伙伴国的国家抱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科兴与巴西的布坦坦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而科兴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机构达成了协议。 中国的疫苗制造商之所以寻求这些合作关系,是因为国内病例太少无法进行试验。同时,这种合作对参与国有许多好处。首先是安全方面。欧盟在疫苗出口方面的错乱凸显生产地的重要性。正如领导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新冠项目的安德里亚·泰勒所言:“如果你依赖外部供应链,那么现在就非常脆弱。” 其次是对经济和外交雄心的更广泛影响。阿联酋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为数百万人接种,按人均注射量计算,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阿联酋之所以选择国药集团,是因为其标准是合作伙伴“愿意在阿联酋进行三期临床试验,以确保更深入地了解疫苗安全,并建立本土产能”。国药集团提供了西方疫苗制造商所没有的东西,如全面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让,以及在阿联酋生产新冠疫苗进行区域销售的机会。成为疫苗制造中心,也增强了阿联酋的外交影响力。 这些疫苗推广中的因素和考量纷繁复杂,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仅仅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切行为是有局限性的。 如果真有一场(关于疫苗的)战略竞争的话,那么客观性必不可少。北京是在满足地区利益,并帮助填补巨大的供应缺口——如果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想要赢,他们就应该做得更好。(作者雅各布·马德尔为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学者,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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