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直白点,一个房车小厂,一年能生产一两百台,可能在行业里就能算得上有一定分量了,产值和纳税依旧没有多少,对政府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而且里面很多东西技术含量并不高,无非就是一个加工与组装的过程。”李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道。 “分散化”和“不规范化”是相互作用的。周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房车用户往往不会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车型,车拿到手之后往往会自行找人重装电路、水管和支架,改来改去,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只有底盘是标准化的”,常有缺少某种资质以至于上路被交警拦停的风险。 归根结底,营地也好,政策限制也好,产业分散也好,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未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内在矛盾的外化表现。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唯有时间。 在这段消费习惯养成的真空期内,租车市场填补了一部分空白,不过即便是租车平台过得也很艰难。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例,一辆房车单日租金通常在1200元左右,超过普通轿车的5倍。而在车辆本身价格相差并不远的情况下,多出来的租金差异基本都来自于极低的周转率和极高的维护费用。一名租车公司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房车每年的出租率还不到普通家用车的一半,维护和清洁费用却超出两倍。尽管去年由于疫情,房车的出租量得到了一定提升,但算下来回本效率依然极低,因此公司并不会将其当作主推类目,更不会因为这一时的需求上涨来扩大房车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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