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说:“同时推广十款产品,只要其中三款有销量,我就不愁没钱,白天都能出去玩。”而在此之前,她每周工作六天,为了赶在9点前到公司打卡,8点多就要出门挤公交,收入却和现在没有多少区别。“短期内我不会再去找全职工作了。”她说。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大量劳动力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到数字经济、共享经济领域,线上、居家办公成为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财经》记者,这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进步有效解决了供需对接问题;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对灵活用工有需求。 在旅游管理行业干了十多年,王媛媛选择在2020年辞职,加入一家保险中介公司,给客户定制各类保险方案。她不用去公司坐班,与公司签的是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比起企业职工社保,她更在意的是,征税更少,收入更多,“去年我挣了80万”。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涂永前的研究中,中国的灵活就业概念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于 1972年提出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和内涵不断演进。总之,国际上“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是指那些参与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和技能要求不高、收入不稳定的生产经营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以及自雇型就业等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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