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网络主播,多在室内作业,看上去危险性不高,不至于像外卖骑手一样出现交通事故,但这一群体重复、长时间劳动,也会有抑郁症、过劳死的风险,只是风险的表现没有那么明显,但实际是存在的,不能忽视了他们对劳动保障的需求。”陈兵说。 上述指导意见也对平台用工形态进行了初步划分,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三种类型,保障程度与依据不尽相同。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要求各地指导平台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聂辉华则指出,在灵活用工业态下,如果承认平台公司与员工之间是劳动关系,那么平台型公司很可能要承担员工的五险一金和各种福利成本,如果两者不是劳动关系,难道就不应该有人承担这笔本应发生的成本吗? “现在的社保缴费已经占到个人工资40%左右,而且必须五险一金全买,导致企业的负担很重,它们只能七拐八弯,在和骑手之间的关系上筑起多道防火墙,这里面存在很多制度性交易费用,企业看似规避了成本,但最终总会有个社会群体来承担这笔成本,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浪费。”聂辉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保责任和劳动关系互为捆绑,是造成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困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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