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破防”了？发文飙脏话、威胁伊朗“不达成协议就炸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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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就是与海峡危机联动的“抵抗之弧”消长。

　　其中，黎巴嫩战线直接与6月的谅解备忘录挂钩，伊朗也因此反复操作海峡杠杆，希望保下真主党这个重要筹码，只是在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的三方施压下，真主党还是面临解除武装的巨大压力。无独有偶，加沙哈马斯也已在7月6日宣布解散统治机构，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则被政府勒令在9月30前解除武装，更在7月28日遭遇美国沙特的直接空袭。

　　不过相较“抵抗之弧”的陆上震荡，也门胡塞作为沿海代表，倒是在7月下旬开始了活跃表现：7月13日沙特策动轰炸也门机场后，胡塞便从20日开始干扰红海的曼德海峡、袭击船舶，导致海峡危机出现联动趋势。而后随着沙特在24日对荷台达（Hodeidah）发动空袭，胡塞也开始袭击沙特在吉赞（Jizan）、延布（Yanbu）的能源设施，以及也门政府控制的摩卡港（Port of Mokha）。显然，也门内战正因伊朗战争隐隐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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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就是被前述轴线牵动的中东集体安全问题。

　　首先是被海峡危机、也门冲突催生的“多国海上防御联盟”（MMDC）：7月30日，沙特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巴林、卡塔尔、约旦、科威特、也门等13国宣布成立军事联盟，目的是确保中东水道的航行自由，包括亚丁湾、曼德海峡与红海。8月13日，沙特宣布联盟正式启动，各国将开始将交换情报与信息、制定作战计划，随后开展联合海军行动。

　　再来是因伊朗攻击、胡塞再起，而导致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在8月7日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也就是各方所谓“中东北约”的雏形。

　　从时间顺序发展来看，协议来自两股脉络的相互交缠：加沙战争期间，沙特就已在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SMDA）；伊朗战争爆发后，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又在2026年3月共组“四国集团”，协调冲突的后续发展。而推动两股脉络前进的，当然就是战争暴露的巨大问题：美国的保护伞已经无法确保盟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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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看，已被淡化的核议题、治丝益棼的海峡僵局、你进我退的“抵抗之弧”消长、以“中东北约”为代表的集体安全问题，这四大轴线正好共同构成谈判60天的动态起伏，并也呼应伊朗战争的三阶段延烧轨迹。即便核议题有所淡化，海峡僵局、抵抗之弧、集体安全这三条轴线却是愈发沉重，并势必牵引未来的和战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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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麦加签署联合国防协议后合影。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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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战争三阶段 　　首先回顾四大轴线与伊朗战争的三阶段互动。 　　表面来看，这场战争起于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空袭；但实际上，冲突根源来自美国、以色列、伊朗的长期对峙，并在2023年加沙战争吞噬大量“抵抗之弧”板块、波及周遭国家后，逐步形成当前伊朗战争的多轴线结构。 　　如果以笔者惯用的西洋棋角色进行比拟，冲突行为者整体可以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战争主要的三大行为者，美国、伊朗、以色列；第二层则是广泛的亲美阵营与“抵抗之弧”板块，前者包括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等主要穆斯林国家，后者则有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门胡塞、伊拉克的亲伊朗民兵。 　　而第一层行为者的行动逻辑，将会主导战争发展趋势，也将对第二层行为者产生角色动员。其中，战意最强的以色列可以说是白方国王，虽然战斗半径有限，却始终有强大盟友护航，也就是作为白方皇后的美国。而美国虽然是强大皇后，拥有全方位移动与跨区打击能力，却也要受高昂政治成本与出动代价牵制；伊朗则长期扮演黑方国王，基本上隐藏在后方，主要依赖周边棋子构筑防御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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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主要三方的第一轮战争博弈，就是2023年爆发的加沙战争，其实也就等同当前伊朗战争的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棋局由伊朗的出击拉开序幕：调动加沙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形同是让前线孤兵直接踩入白方国王（以色列）的近身格位。于是以色列随即展开侵略性反击，誓言将哈马斯从加沙连根拔起。

　　而眼见哈马斯陷入危机，黑方国王（伊朗）开始调动棋子协防，黑方的最强大城堡（真主党）因此向前推进，与白方国王（以色列）在北线爆发正面冲突，以色列也随后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双方于同年11月勉强停火；扼守红海、不断发动跳格奇袭的黑方骑士（胡塞），则在伊朗指挥下开始打击过路船舶、以不对称战力制造海峡危机，从而引来白方皇后（美国）对于也门格位的反复轰炸，双方最终在2025年5月达成停火协议，暂时冻结红海危机。

　　这段期间，由于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12月闪电崩塌，作为“抵抗之弧”孔道的叙利亚瞬间变天，伊朗痛失一格。白方国王（以色列）于是利用时机，直接入侵叙南建立缓冲区，叙北的土耳其也同样完成卡位，双方开始合作切断黑方城堡（真主党）的物资生命线。基本上，这是土耳其在伊朗战争的最早行动，其实也就等同扮演白方主教，在战场上反复斜向穿插，但也不排除会因国家利益转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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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整场冲突在2025年6月急剧升级：以色列与伊朗爆发“十二日战争”，其实也就等同黑白两方国王的隔空对撞，白方皇后（美国）也首次绕过所有代理人，直接打击黑方国王（伊朗）本土的核设施。虽说这次战争并没有引爆更大规模冲突，但三方已经各自跨越了过去红线，为后续升级埋下隐忧。

　　之后，白方皇后（美国）虽然力促加沙停火，白方国王（以色列）却是不肯罢休，并在2025年9月直接打击卡塔尔的哈马斯总部，引发原本作为白方低调兵卒的沙特改变角色，携手巴基斯坦共同签署防御协定，就此升格为具有主动出击能力的白方城堡，巴基斯坦则以能够跳格奇袭的骑士身分，正式加入伊朗战争棋局。

　　最终，加沙战争在2025年10月正式停火，沙特等海湾国家大多加入特朗普推动的和平委员会，要以国际托管形式治理战后加沙、推动哈马斯解除武装，其实也就等同是在叙利亚变天后，联合美以进一步削弱“抵抗之弧”板块，要对伊朗再下一城。伊朗则是在战后出现了严重金融危机，连环引爆2026年1月的大规模示威，最终在2月重启与美国的核谈判，希望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作为白方低调兵卒的阿曼则就此展开斡旋。

　　可以发现，作为冲突第一阶段的加沙战争，其实已经具备日后伊朗战争的众多特征，除了白方皇后（美国）与国王（以色列）的战略分歧、伊朗内部的和战路线之争、海湾国家的多重角色外，四大轴线的共构雏型已是清晰可见：核议题、海峡危机、抵抗之弧、集体安全基本上互为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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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进入伊朗战争第二阶段：2026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的联合军事行动。

　　用棋盘动态来比拟，也就是白方国王（以色列）与皇后（美国）联手发动了致命闪击，重创黑方国王（伊朗）的核心高层。而这种突破无数红线的激进作法，也直接改变了伊朗的角色设定，导致隐于幕后的黑方国王，瞬间分身出拥有全方位移动与跨区打击能力的皇后面孔（革命卫队），黑方也随后展开全线反扑。

　　首先，黑方皇后（革命卫队）除了自己亲身下场，也调动城堡（真主党）、兵卒（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等所有残存“抵抗之弧”，对白方国王（以色列）、城堡（沙特）、兵卒（海湾国家）进行了全方位打击；再来，黑方皇后（革命卫队）也直接运用地缘优势，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格位，开始对白方操作杠杆。

　　而这种破天荒升级，直接导致海湾出现三股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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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阿联酋，由于遭受伊朗的最猛烈打击，所以也采取了最绑定美以的大胆立场，不仅直接开放以色列防空系统入驻、也在5月退出OPEC，显然是有意在沙特领导外另起炉灶，形同是从一般兵卒升格成了步法灵活的骑士。

　　第二是作为白方城堡的沙特，选择利用伊朗战争的战略机遇，着手形塑自己的国家集团领导地位，于是在3月与白方主教（土耳其）、白方骑士（巴基斯坦）、白方兵卒（埃及）共同成立“四国集团”，要协调冲突的后续发展。

　　第三则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基本上这四个海湾国家大体维持低调兵卒身分，并不过度介入战争。即便阿曼与卡塔尔日后投入斡旋，却也始终是以停火止战为最高目标，而不谋求更大的地缘与国家集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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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黑白双方在4月达成了短暂的临时停火。可是这种脆弱平衡仅维持不到两个月，就在5月下旬走向解体。一来，白方国王（以色列）始终拒绝接受停火限制，并且持续对“抵抗之弧”的加沙、黎巴嫩、叙利亚格位蚕食鲸吞，黑方城堡（真主党）受损尤其严重；二来，黑方皇后（革命卫队）始终与白方皇后（美国）在海峡议题上分歧，这就导致双方随后都进行了局势升级，要用军事手段来冲撞谈判僵局，黑方皇后（革命卫队）甚至一度打击白方国王（以色列）。

　　而眼看大战即将到来，“四国集团”与巴基斯坦、卡塔尔竭力斡旋，最终成功促成6月17日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以美国提供解冻资产、豁免制裁等经济诱因，换取伊朗重开海峡、重返核谈判，其实也就是“临时停火2.0”。

　　可以发现，作为战争第二阶段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明显放大了第一阶段的特征，包括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伊朗内部的和战辩论、海湾国家的不同反应，四大轴线的互为杠杆也更加明显：面对美以持续进逼“抵抗之弧”，伊朗便以海峡危机、威胁中东集体安全进行牵制，美国则设法用核协议背后的解除制裁议程，诱使伊朗重开海峡、坐回谈判桌。而这也预示了停火进程的反复无常，因为任何一条战线起火，都可能引发其他战线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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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60天谈判依然无解的战争第三阶段。基本上，谅解备忘录的逻辑如前所述，就是白方皇后（美国）希望缓和局势、寻求退场，可是黑白双方的各自内部分歧，却明显阻碍了协议的后续推进：白方国王（以色列）依然持续打击“抵抗之弧”，尤其是位处黎巴嫩的真主党；黑方皇后（革命卫队）则坚持将谈判进程挂钩“抵抗之弧”战线，尤其要求黎巴嫩必须停火，同时也主张永久控制海峡。

　　于是，当白方皇后（美国）与兵卒（阿曼）在6月下旬暗自开辟新水道时，黑方皇后（革命卫队）便恢复了对船舶的打击，可是海峡开放同样是白方皇后（美国）的底线，于是局面又走向黑白皇后的相互攻击，美国也取消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同时重启封锁。

　　当然，伊朗内部仍有力主谈判的声音，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但在黑方皇后（革命卫队）主导国家军事行动的背景下，黑方国王（伊朗）的外显姿态也就等同主战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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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这波战火复燃中，伊朗明显聚焦科威特、巴林这两个先前未受重创的白方兵卒，而未再大规模袭扰白方城堡（沙特）、骑士（阿联酋），也对白方国王（以色列）秋毫无犯，显然是不希望重返全面战争的失控状态。白方皇后（美国）则同样接受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国的斡旋，其实也就是与伊朗进行间接谈判，要以临时安排促成海峡重开。

　　但就在战争主要行为者都设法克制的当下，白方城堡（沙特）却在7月强势出击，对只在战争第一阶段行动、但在战争第二阶段神隐的黑方骑士（胡塞）进行打击，后者于是被迫重返战场，红海与也门战线也因此复燃，一度成为“抵抗之弧”的最活跃板块。

　　显然，战争因为白方城堡（沙特）的莽撞行动而扩大，可是白方皇后（美国）又正因海峡局势自顾不暇，这就导致沙特只能“自力更生”：先是在7月30日偕同13国成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又在8月2日劝阻美国不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接着是在8月7日与白方骑士（巴基斯坦）、白方主教（土耳其）签署《麦加联合防御协议》，声称“攻击一国等于攻击三国”。当然，黑方骑士（胡塞）还是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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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在美国伊朗无法就海峡达成共识、“双重封锁”的僵局持续、也门战火复燃的背景下，谅解备忘录在8月17日正式到期，战争第三阶段也由此进入更加模糊的未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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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也门交通部提供的图片显示，当日于红海受袭的货船Tihamah号受损。Media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 Republic Of Yemen/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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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僵局：美国经济战对上伊朗强硬派

　　观察当前局势，四大轴线基本如前所述：核议题正被美国逐渐淡化，海峡危机成为各方焦点，并与“抵抗之弧”、中东集体安全问题相互牵引。这就导致不同行为者的行动逻辑愈发分歧。

　　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短期目标就是开放海峡，削弱“抵抗之弧”则可以做为背景缓慢推进，包括协助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施压已经解散统治机构的哈马斯进一步解除武装、要求伊拉克政府解除亲伊朗民兵的武装；至于核议题虽能提供促谈的经济诱因，但特朗普显然已不强求就此达成协议。因此美国当前做法，其实就是在不主动军事升级的前提下，维持对伊朗的港口封锁，要用经济焦土战迫使伊朗开放海峡。

　　不过以色列的排序似乎正好相反。整体来看，以色列最关切的就是核议题、被美国自动忽视的导弹计划，还有与哈马斯、真主党相关的“抵抗之弧”动态，因此不论美伊如何谈判，以色列始终拒绝从加沙、黎巴嫩、叙利亚撤军。与之相比，海峡危机反而是最无关紧要的议题。显然，前述的白方国王与皇后分歧，至今已是壁垒分明。

　　而伊朗的排序则又更加复杂。如前所述，伊朗从战争第二阶段开始，就已经分裂出两种身份：传统上不与敌人直接交锋的黑方国王、主张直接打击敌方的黑方皇后（革命卫队）。这就导致60天谈判期间，伊朗往往是谈判与攻击交互、甚至同时进行。而从8月8日伊朗新提的六点条件来看，海峡重开又明显与“在所有战线停火”相挂钩，显然还是反映革命卫队的重点考量：要以海峡为谈判杠杆，设法保住“抵抗之弧”的剩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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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么说，当前的海峡危机其实并不单纯聚焦海峡，而是反映四大轴线的复杂交缠：如果美国与以色列对于“抵抗之弧”持续进逼，伊朗就会以海峡危机、中东集体安全作为威胁；但伊朗的持续强硬，也同样会有附带风险与成本，那就是美国封锁港口导致的伊朗版海峡危机、中东新集体安全框架带来的围堵风险，以及损失核议题本身附带的经济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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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日在社交网站发布图片，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新领土”。Truth Social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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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少分析都指出，“经济焦土战”无法实现美国的最高战争目标，也就是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但是，如果灰头土脸的美国已经决定唾面自干、缩小范围，只将目标聚焦于海峡重开，那么经济施压未必无法奏效。

　　关键在于，海峡危机也明显正在损害伊朗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作为财政支柱的原油贸易。

　　根据大宗商品与航运数据分析公司Kpler数据，伊朗原油向中国炼油厂的每日平均交付量，已从3、4月的170 万桶以上，骤降到7月的不足50万桶。

　　这背后原因除了战争封锁冲击出口外，也与高涨的运输成本相关：根据Kpler数据，伊朗7月的每桶原油售价，虽比市价低了5美元以上，运输成本却是超过每桶10美元。这就导致中国选择转向伊拉克等买家，采购更加便宜的原油，又或是持续依赖庞大的12亿桶国家原油储备，而非坚持购买相对昂贵的伊朗油。

　　非原油贸易当然也受到影响。其中，中国作为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伊朗非石油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三分之一。但根据中国海关记录，战争爆发后的前四个月（3月至6月），中伊贸易总额已降到8.23亿美元，约略只有去年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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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当然也有运输成本高涨的影响，例如伊朗中国商会主席马吉德雷扎·哈里里（Majidreza Hariri）就表示，如今从中国通过海运或陆路向伊朗运输货物的成本，已经高达战前的四倍，运输一个货柜的成本超过13000美元。 　　此外，由于伊朗持续打击阿联酋油轮、又在8月19日发生导弹袭击事件，后者就因此在同日宣布停止与伊朗的全部经贸、金融交流，实施贸易禁运，这就必然会对伊朗带来更大冲击。关键在于，阿联酋不仅是伊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更是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重要金融口岸。当然，这背后应该有配合美国“经济焦土战”的政治议程。 　　而以上种种，都会导致伊朗经济的雪上加霜。根据伊朗统计中心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年均通胀率已攀升到创纪录的62%，同比通胀率更是飙升到82%，迅速削弱了家庭购买力。 　　其中，食品价格是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已连续第六个月维持在三位数，例如7月份，全国食品的通胀率就达134%，农村地区更是高达140%。且在统计机构监测的食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食品价格已经突破经济学家所说的危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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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据伊朗劳工通讯社（ILNA）报道，近几个月来，就连鸡肉、鸡蛋和面包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对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也是难以负担，光是面包价格就平均上涨了100%至140%。政府在1月示威后推出的食品券，如今也失去了大部分的购买力。

　　更致命的是，由于战争破坏、进口困难、国内生产与需求差距，伊朗开始面临燃料不足的窘境，为此政府不得不就三项抑制汽油消耗的提案进行讨论，包括对加油站的每日供应量设定上限、收紧车辆配额，并允许以市场价格出售更多汽油、将燃料配额从车辆转移到个人并允许公民进行交易。

　　可是油价上涨从来都是伊朗国内的高敏感问题，例如人称“血腥十一月”的2019年全国示威，导火线就是油价上涨。正因如此，佩泽希齐扬还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承诺，未经公众同意不会提高汽油价格，如今却不得不进行讨论，显然危机已有一定急迫性。

　　当然，中产阶级被腐蚀、低收入户难以维生，都未必能让伊朗高层改变战争决策，近期的军方人事改组就透露一定线索。8月9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随后又在10日任命6位政要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民兵武装巴斯基（Basji）的高层职务。基本上前述7位都以强硬立场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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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接掌巴斯基的塔伊布（Hossein Taeb）不仅曾任革命卫队情报机关负责人多年，更在2009年示威中指挥巴斯基进行镇压、维持秩序。因此其任命也被广泛解读为：在战争与封锁持续的背景下，伊朗高层对于经济恶化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示威回潮，已经有所预期，所以设法要用巴斯基筑起第一道防火墙，以免2026年1月的大规模示威卷土重来。

　　只是，经济困局还是呼应一个现实：伊朗或许有“边打边谈”的能力，却没有“只打不谈”的本钱。即便立场强硬如雷扎伊，也还是在接受伊朗劳工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应该进行谈判，但自己反对的是在谈判进行期间维持停火。”从这个视角来看，雷扎伊与佩泽希齐扬政府的主要区别，其实不在伊朗是否应该进行谈判，而是应该以什么条件谈判，军事压力与外交手段又是否应该并存。

　　而伊朗的保守派报纸《法希赫特甘报》（Farhikhtegan newspaper）同样反对某些极端强硬派的论述，也就是将伊朗的选择简化为让步与战争。这也就与雷扎伊的本身观点相共鸣：批评了认为可以通过让步、尤其是移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而将冲突转化为和平的声音，更批评了仅从军事角度看待冲突，并将战争视为唯一解决方案的立场。

　　因此，在谅解备忘录已经过期的可见未来内，围绕海峡的对峙恐怕还会持续进行：伊朗不会彻底停止对外攻击，对象可能包括船舶、海湾或其他中东国家；以色列也不会停下对“抵抗之弧”的打击，不论是在加沙、黎巴嫩或叙利亚；美国则会推进封锁与制裁，并与以色列继续施压“抵抗之弧”解除武装，但也会同时避免与伊朗爆发大战。与此同时，尽管各方军事集结不断，水面之下的外交接触也还会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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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北约：持久趋势还是各有议程

　　而在这段过程中，不论是海湾国家或“抵抗之弧”板块，明显就要成为三方施压谈判、推进战争目标的手中筹码，说得更直接，其实就是充当受威吓或被打击对象。

　　这就会牵引出另一个话题：被加沙、伊朗战争一路催发的中东集体安全变化，包括2025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的《战略共同防御协定》，2026年3月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筹组的“四国集团”，7月30日沙特成立的“多国海上防御联盟”，8月7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究竟能不能成为“后美军”时代的中东主旋律，又或是会重复过往类似建制的宿命，只能在威胁当下促成各方团聚，而无法形塑长久的区域秩序。

　　其中，参与所有前述安排的沙特，明显是一大关键；而被所有前述安排跳过的阿联酋，则又代表了另一种机制立场。这就体现白方城堡（沙特）与骑士（阿联酋）的不同路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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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沙特明显更重视自己在国家集团中的政治合法性、战略中心地位，阿联酋则更侧重灵活的伙伴关系、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因此面对加沙战争爆发，双方的对外姿态其实早已出现分歧：沙特受巴勒斯坦议题牵制，必须考量关系正常化可能带来的内外政治成本，因此只能反复调整姿态，持续推迟对以建交；反之，阿联酋却是将与以色列的关系视为战略资产，认为只需妥善管理而非推倒重来。

　　伊朗战争爆发后，双方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策略：阿联酋持续深化对美以轴心的绑定，沙特则更倾向建立某种区域性的国家集团，例如“四国集团”“多国海上防御联盟”、被称作“中东北约”的《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而且无一例外全都排除阿联酋参与。这背后逻辑，其实也就像沙特过去对卡塔尔的外交围堵、与伊朗的地缘博弈，目的都是大刀阔斧巩固领导地位。

　　而从这个视角回顾前述集体安全新机制，或许就能体察联盟底下的复杂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