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说唱挑战种姓歧视的“达利特男孩” 27岁的说唱歌手苏米特·萨莫斯(Sumeet Samos)在创作的时候,习惯放一张精神偶像阿姆倍伽尔的照片在面前。他曾以为,发奋读书可以改变作为达利特人的命运,但现实让他失望了。 1993年,苏米特出生在奥里萨邦的滕蒂巴达村(Tentulipadar),村里人有单独的居住空间和水源。他很小就知道,有些房子是不能靠近的,从人们对待他的态度里,他明白自己属于不同的世界。 2011年,苏米特成功考入印度顶尖学府尼赫鲁大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有了“平等”的感觉。尼赫鲁大学以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名字命名,从成立起就秉承“平等”的理念,被称为印度左翼政治家的摇篮。达利特出身的苏米特与高种姓的同学们一起上课、生活,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在尼赫鲁大学,这些明确的界限消失了。所有人处在同一空间,苏米特自信开朗、英语流利,很快交到了朋友。但他也意识到,“墙”并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无形。 “与高种姓同学的交往只限于校园内。”苏米特向《凤凰周刊》坦言,出了学校,他们未来的道路是出国留学、去欧美工作,而自己还得回到村里。“从意识到这个起,我就决定不再假装‘我们都一样’了。” 从此,尼赫鲁大学的校园里多了一个穿着连帽卫衣、戴着棒球帽的男孩,苏米特开始用自己擅长的说唱为达利特人发声,并称自己为“达利特男孩”。 在印度,达利特人经常用音乐来表达抗议,他们的音乐节奏明快、情感强烈,多用鼓作为乐器。读中学时,苏米特就经常去当地礼堂,和本地的达利特乐团一起唱歌。“礼堂的训练让我能够连续几分钟有节奏地说话,不用停顿,也不使用笔记。”他自豪地说。 苏米特是达利特小孩里的幸运儿。他的母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父亲则在村里的小学教书。父母明白读书的重要性,苏米特在村里读完小学之后,就被送到镇上的基督教寄宿学校读初中。 苏米特一家信仰基督教,因为达利特人的身份,他不用缴纳学费。学校由基督教教会资助,用英语教学,在这里,他接受了高质量的私立教育。“当时的同学大多是从高种姓转成信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在和我交往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苏米特说,因为交不到朋友,他便更加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花在唱歌上。 到了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读高中时,周围的人立刻从他的肤色和口音辨别出他属于达利特人,让他备受打击。“即使你努力隐藏,大家也很容易从你说话的方式、你的姓氏或者饮食习惯等多方面,明白你的出身。” 直到进入尼赫鲁大学,让苏米特感到轻松了很多。他很快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同学混熟了,经常一起去教堂,也很少会觉得因为种姓受到歧视。但那堵“墙”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开始“融入”高种姓同学的圈子,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上的鸿沟还是非常明显。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发现我的个人经历不是独有的,所有达利特学生都面临这些困难。”苏米特说,从那时起,他真正明白了“达利特”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认同的分量。从此,他开始积极参与到达利特的平权运动中来。 和很多印度精英青年类似,苏米特从小就对政治话题极有兴趣。“从小时候开始,我拿起一张报纸就开始读,对一切都很好奇。”这种训练让他决定通过写作来发声。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政策和政治议题发表文章,但影响力不大,每篇顶多有几百人阅读。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说唱是更好的表达媒介。2016年,一名叫罗希特·维姆拉(Rohith Vemula)的达利特学生因受到歧视而自杀,苏米特感到愤怒,想通过大喊发泄。他录了一个视频上传到脸书,然后就回宿舍睡觉了。醒来之后,他发现有六七千人看了视频,很多人发私信给他,说这是“反种姓说唱”。 “通过说唱,更多人会受到鼓舞。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那些冗长的辩论和文章疲劳了,这种娱乐的方式更能被他们接受。”苏米特说,说唱也因此成为他反对种姓歧视的有力武器。他在早期的一首说唱中写道: “让我来告诉你,你做了什么, 痛苦仍然没有消失。 你让我质疑我的父母,我的出身,我作为人类而存在, 我的容貌,食物,衣服,气味,礼节,举止。 我永远找不到逻辑,没有人为原因。 一次又一次的平权运动 你不断地侮辱(我们)。 我看到父母流下了眼泪,因为种姓羞辱。” 毕业后,苏米特没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谋求一份稳定的公职。“我想为达利特人发声。”他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定期发布自己的说唱作品,经常受邀去世界各地大学演讲,主题是反对种姓歧视和针对达利特人的暴行。 因新冠疫情封城之后,他回到了家乡。由于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村民失去了工作,他联合尼赫鲁大学的同学们为他们筹款,并为约70户家庭提供了救济口粮。 如今苏米特一家搬到了附近的镇上,这么多年过去,村里的种姓隔离现状毫无改变。除了少数政府官员之外,达利特人还是不被允许居住在高种姓人社区,甚至不能进入高种姓居民开的商店。 苏米特说,在公共领域,达利特人的“不可接触”无所不在,他们与高种姓之间不会往来,更不要提通婚了。这也让他对未来不敢抱有太大期待。“若干年后,希望我能有一份教师之类的工作,资助五六个达利特的孩子读大学吧。”谈到理想,他显得无比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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