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撑过在武汉的这些日子 《财经》:当时防护物资是否够用,有医务人员说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甚至要用雨衣、塑料袋,支援队有没有遭遇同样困境? 蔡辉:刚到那天晚上(1月28日),我们在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分了组,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比如培训和清点物资。随队带的物资也不少,但如果放开用的话,撑不了一周。 所以刚到武汉,我们就清点物资。因为不知道战线会拉多久,也不知道物资配给是什么情况,就得算着过日子。刚开始用创可贴贴破损的防护服,把塑料袋套在脚上,这些都遇到过。塑料袋主要是套在脚上,是符合防控标准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符合防控标准的,只不过防护物资有优质与劣质的区别,类似面料好坏的问题。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控原则,要按照感控标准来做,这个底线是毫不含糊的,不能把队员暴露在风险中。 《财经》:其实,医护人员在极度劳累,身体透支的情况下,更容易感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蔡辉:中间我们还抽调了30名重症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留在中心医院的医生由一天4班变成一天3班,护士倒班也更勤,平均1.5天到2天就要上一个班。到第三、四周的时候,大家明显处于疲劳状态。7名护士发生不同症状的晕倒,还出现职业暴露的,比如针把手指扎了,也有胃疼的,各种状况太多了。 那时真的到了濒临崩溃的时候,弦不能松,得一直挺着,不能撤退。 大家都到了身体的极限,感染的风险很大。这时国家刚好出了一个方案,让医护人员调休。海南省派了30个医务人员,想加入帮我们换班。我们的情况很特殊,一个支援队分在两个地方。后来协调下,请海南支援队的医护人员把我们在协和医院的队员换回来。 我们也向中心医院申请,将接手的两个病区压缩成一个,统一排班,这样一个医务人员工作一天,能休息两、三天,边工作边调休,才缓解了体力,而且队员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就马上做检查。 《财经》:这个过程应当并不容易。 蔡辉: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容易,武汉的医务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 支援武汉中心医院,快到一个月的时候,2月22日,中心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里面有三个关键点,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看到这个,我们很感动。把感谢信发到群里,大家都很欣慰。 《财经》:现在你们实现了最初的支援目标,支援队全体医护人员也做到了零感染,你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蔡辉:平稳度过接手病区后的第一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1月29日,中心医院本来准备让我们一下子接两个病区,根据现实情况,当天接了一个病区。进入病区先熟悉情况,捋顺以后,再收病人。同时,请医院派了一个医生和护士,因为很多东西不了解。先把这一夜守下来。 当天只收了5个病人,不敢放开。但是那一晚,很重要。一方面,万事开头难;另一方面,也了解实战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后面的医护人员传授经验,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 这一晚,我们制定了防止感染的规则。路径怎么走,从哪里进哪里出,在哪里休息等,还规定要两两进入病区,忘了什么彼此互相提个醒,因为大家会慌的。穿衣服慢一点,脱衣服更慢一点,不要急。 我们说保护队员零感染,靠什么?我觉得要靠管理的细节。你能往前冲,关键是落实细节。队员恐慌,怎么减少恐慌,除了生活保证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就是把工作做细。 《财经》:作为亲历者,你怎么看这次疫情? 蔡辉:疫情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你可能仅看病,看CT片,看不出来。但是从医护人员,从患者的遭遇中,能感受到。 病区第一位死亡的病人,我印象很深,是一位86岁的老人。那晚的情况是,急救车一车一车把病人拉过来,一车20多个病人。当时医院只开放几个病区收治病人,每个病区只能住七八个病人,病人得一个一个先排着,再领到病床上。 还没等到领去病床,这位老人就在急救车上去世了,就是这么快。不知道病史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现实是这样的,很残酷。 《财经》:期间,最触动你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蔡辉:2月13号,病区床位很满,有一位68岁的老太太,住不进来。她有很多基础疾病,我们很担心她的病情。老太太还不知道,她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她儿子和我们说,他爸爸在另外一家医院去世了,他不能再接受妈妈也去世。 我们决定加个病床,等了半天,老太太没来,于是联系她的儿子,对方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在等殡仪馆的车先把我父亲拉走,我才能送母亲来医院。这句话,让我触动很深。 好在,老人的治疗效果很好。2月13号住院,16号病情好转,22号病情就稳定了。后来核酸转阴可以出院了,我们去送她,老太太很开朗。她说,等好了,请你们吃饭。那时,她还是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了。送完她上车,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眼睛都湿了。 通过她能看到这个城市的创伤,很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