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公司,人们默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但在家的可能性就太多了,床上躺着,沙发里窝着,或者跟爸妈打两把斗地主。领导们不知道你在写方案还是打游戏,而员工们也不知道领导知不知道自己真的在工作。距离拉远,让职场成了每个人需要确认自身位置并及时发出信号的幽暗森林。 尽管戈壁滩上的4G信号有延迟,每当领导在群里说话,吴洱还是力争第一个回复他。内容或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在场”,如果能稍微多争取一些工作就更好了,这说明“我的存在还有意义”。他已经在祖国的边缘了,不能在当下特殊时期且未来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成为公司的边缘。以往的经历告诉他,这意味着危险。“公司这种东西是挺无情的,你知道吧?” 发信号的另一端也在尽力保持平衡。领导们就像教室后门的教导主任,想透过门缝观察有没有人在开小差,又不想引起学生的不信任。尤存欣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上班,并不认为她的领导是个多事的人,但这些天,每天早上九点,这位领导都会给她发一个小心翼翼的表情包,意思是“你该上班了不会还在睡觉吧?”尤存欣随便回些什么,当天上午的考勤就算完成了。 到了差不多下午三点,同样的剧情再来一遍。为了不错过这种谨慎的考核,她每天用手机定四个闹钟,防止自己卧床工作时倒头睡去。 这些因距离而必然存在的低效,延长了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些天他们至少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忙到做饭吃饭的时候还在接电话回微信,回头一看,好像什么都没做。遍寻灵感而不得的李婉瑜更夸张一些,上午十点开始开会,凌晨三点多结束工作。她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过去。 每当奶奶问她工作会不会做,高达总有些无奈。她当然会做。这个家族从爷爷辈开始做生意,家底殷实,她是家族中唯一的女孩,只要她喜欢,可以选择任意一种生活方式。但大学毕业后,她以一个逆子的姿态奔赴北京,没人理解她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努力保持张弛有度的状态——不能显得太放松,这会让从小对她严格要求的爸妈觉得她工作不努力;更不能表现得太累,如果工作到很晚,第二天的饭桌上她将再次被“劝降”——“每天这么辛苦,还不如自己干!” 做生意太累了。父母更希望她回到浙江,结婚生子,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当老师也不错。事实上,她每年回家都要经历这样一番痛苦的试炼。唯一的好消息是,因为疫情,今年的相亲活动取消了。 偶尔,高达也会跟妈妈吐槽工作中的难处。妈妈摆出一副历经沧桑的表情,输出一通正能量,“公司都是这样的”或者“做好自己就行了”。她保持沉默。理解万岁吧,毕竟眼前这个打扮精致的中年富太太,对工作的理解仅限于各种以谈恋爱为主的职场肥皂剧。 和所有报喜不报忧的年轻人一样,李婉瑜从没向家人透露过半句工作的辛苦。有时候爸妈晚上给她打电话,“下班了吧?”“下班了。”她躲在安静的会议室里。 只有一次露馅儿,她在凌晨三点发了条朋友圈,“我也见到了凌晨三点的旺角”。第二天爸妈就打来电话,提醒她,“身体会垮掉的!你以后后悔来不及的!”李婉瑜学着父亲夸张的语气说。 现在,秘密无法隐藏了。这次春节开工前,她就给爸妈打好了预防针,自己可能会加班晚一些。但父母理解的“很晚”,大概是晚上七八点。所以当凌晨三点他们起床上厕所,看到李婉瑜还在电脑前干活的时候,震惊中夹杂着心疼,“什么工作要这样子做!你不要做了!” 这次春节在家工作,原本对李婉瑜采取“放养”策略的父母,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饭桌上,关于未来打算的话题越来越多,不过她觉得自己还年轻,这种事暂时与她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