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有年轻人说,过去两个月,最难过的时刻,不是自己和家人确诊;也不是发烧到39摄氏度,全家都腹泻虚脱;而是去到很多医院无果后,母亲一度叹着气:“算了,回家吧。” 一个30多岁的男人笑着感慨,母亲真是“老革命”。她确诊后,社区说管不了,儿子便去大吵。母亲劝他,肯定有人更严重,所以不要吵,不要给国家添乱,“我还能撑”。 两天后,母亲突然问,怎么样,有床位了吗?答案是还没有。老人沉默了。 笑着笑着,男人突然就哭了:“心有灵犀。其实我妈只说这一句,其他人完全没感觉的,只有我知道,她撑不太住了。” 他赶紧再去求助。 故事的另一面,是38个家庭里多数年轻人共同的感觉——“还好我在”。他们中有人在疫情暴发后,从其他城市赶回武汉,然后被感染;还有人失去了工作。但没人后悔回来。 有个姑娘记得,从1月底到2月初,自己填了100多张表格,都是求助的。然后一直通电话,持续了好几个通宵。本来也睡不着——她的母亲确诊了,“呼吸急促”;父亲则更危险,发烧10多天了,肺部严重感染,CT也吻合,唯独核酸检测结果一直呈阴性。 难处在于,她几乎每分钟都要作出判断。求助信息发出后,她每天通100多个电话,收到上千条信息,不能每个都回复,要有能力找出最可能救命的渠道。身边很多人,尤其老年患者,执着于再去医院门诊排队碰运气。可姑娘想,感染者极度虚弱,在路上折腾几次,恐怕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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