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图2展示的各国抗疫绩效解读如下: 在疫情出现的早期阶段,中国在发现和报告疫情的过程中(I)存在瑕疵,因此P曲线的斜率比较低;但决策层对于疫情严重性的认识非常迅速,而且做出了极其有效的抗疫行动(A),使P曲线的斜率陡然上升,这是决定中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关键因素。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I和A两个因素方面都比中国差。 第一,它们在疫情开始出现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并通报各国后仍然不采取行动。由于它们的I因素表现很差,因此前期P曲线的斜率比中国更低。 第二,真正区分中国和西方国家抗疫绩效的是A因素。美国在真正投入抗疫后,其A因素的表现不如中国,但其医疗系统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强于欧洲国家,所以它的P低于中国,但好于欧洲国家。 在疫情进入暴发阶段时,欧洲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的医疗系统被暴涨的新增病例所迅速压垮,已经无法正常运转,所以它们的P是表现最差的。根据公式1可得: P中国> P西方 上述分析既符合数学模型的逻辑,也可以从相关国家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实际数据得到验证。因此,公式5具有解释抗疫绩效之因果关系的合理性。 污蔑中国 为何成了西方的“刚需”? 在模型的合理性得到证明后,我们将其应用于分析对中国抗疫绩效的各种议论。 在此,对数学模型没有兴趣的读者只需记住它的含义要点即可: 一个国家的抗疫绩效(P)由I因素(信息因素)和A因素(行动因素)所共同决定;在疫情初发的第一阶段,I因素的作用较大,但在疫情暴发的第二阶段,A因素的作用更大,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最终决定抗疫的绩效。 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中国主流社会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发生时,西方精英(指在政界和舆论界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最初的反应是在总体上对中国嘲讽,并没有偏重I因素或A因素。但当西方国家同样受到疫情的威胁后,西方精英开始在政治上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但是绝口不提中国的A因素对于控制疫情的作用(尽管后来也“偷师”)。 从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只提I因素而回避A因素不是对事件原因的平衡估量,是反科学的。 因此,西方精英这样做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即出于掩饰自己无能的政治需要: 第一,西方精英在A因素方面的相对低能可能会证明西方制度的低能,所以必须以攻击中国的I因素来掩饰; 第二,西方国家其实在I因素上也是低能的,表现在中国正式报告疫情后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西方精英企图把自己在I因素上的低能归因于中国的I因素(即称中国没有更早地报告疫情),但却以他们自己对疫情信息的忽视而证明中国的I因素与西方国家的I因素没有逻辑联系,所以谓之为“甩锅”。 至此,新冠病毒发生的问题也被牵扯进来。这种病毒到底是自然界自发产生的还是来自“阴谋论”认为的人为因素,迄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有待科学研究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变量与抗疫绩效无关,即病毒的发生与P、I因素和A因素都没有关系,所以不可能放在上面的数学模型里。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抱怨新冠病毒的发生,除了想出更好的办法去预防未来的病毒。 事实上,对于一种人类从来不知道的病毒,对它的认知本来就是应该被考虑在中国的I因素里的,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严重发生。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西方精英企图把新冠病毒说成是特定于中国的产物;他们执意将COVID-19 称为“武汉肺炎”的动机,就是企图把一个自然的(或阴谋论的)、物种的变量重新定义为一个种族的、地域的和政治的变量。 这种做法当然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就把本来没有关系的变量拉进了影响抗疫绩效的因果链条。西方精英这样做,也就把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的发生与中国的I因素合二为一,从而把“稻草人”扎得更大、更吓人。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系,可以清楚地分辨在中国国内对抗疫绩效的批评中,哪些是建设性的,哪些是诋毁性的。 例如,某些人从疫情初起到疫情被控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批评中国的I因素,绝不提A因素。 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国的A因素,这些人(特别是身在武汉的人)完全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也是中国A因素的受益者,但却选择无视包括武汉人民和“逆行”医护人员在内的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很清晰地定义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吃里扒外”——享受着中国的A因素,却企图通过专门攻击I因素来否定中国的抗疫绩效。 实际上,批评中国的I因素不仅在早期阶段有合理性,而且从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只要动机是为了帮助改进。出于这种目的,甚至也可以批评A因素(笔者坚持批评中国的技术政策已近20年)。 但是,在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的时候仍然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而回避讨论A因素,甚至甘愿为西方精英的“甩锅”行为提供“证据”,那就不再是以偏概全的智障,而是别有动机的黑心。 不知这些人及其“死忠粉”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为西方精英的图谋而舍身背上“武汉肺炎”的黑锅?如果知道了还愿意这么干,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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