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几个原因： 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也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本阶层的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刻，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 然而西方的民主在中国却是走了一条先扬后弃的道路。西方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在清末和民国被接受，还是源于中国的实用理性。西方列强英、美、法等国的制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实例，都使得中国上下认为只有立宪或共和才能救中国。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华民国的失败也使得拥有实用理性传统的知识分子迅速将它抛弃掉。无论是袁世凯的复辟、在现实面前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孙中山、还是学者章太炎提出的“民国亡国论”都以不同的方式将之抛弃。 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失败有很多原因，比如实行条件的苛刻。要实行议会制民主，首先要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各省的名额。然而，中国第一次实现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国举行的几次选举，都是估计出来的人数，基础就存在先天的不足。 其次，实行民主就要成立政党，这和中国“君子不党”的政治传统相背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土壤。在中国的传统上，权力如果处于固定归属状态，则社会处于稳定和发展状态。一旦权力归属不明确，则群雄逐鹿，战争四起，血流成河。所以在中国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带来的就只能是宋教仁的悲剧、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军阀的混战。 西方民主另一个与中国传统的背离之处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说：过去改朝换代，奸臣尽戮。但在中华民国时代，旧官僚投机分子悉数留任，而能够进入议院者多是各地豪强，道德低下、人格堕落、醉心名利、趋炎附势、佞媚谄伪、贪污腐化而胡作非为。故章太炎斥之为：“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这只不过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对于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压迫者而已。然而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没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无法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高度强调集体、无私、奉献、廉洁、团结的中共相比。 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失败，简而言之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和中国的传统背离。二是它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任何变革都只能以代价极其惨重的失败而告终。 当然，1949年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走向一条靠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展道路，实是偏离了马克思唯物论，特别是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妨看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归。
图片来源：央视 当然中国这七十年的成功，是现今任何理论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 这也可以理解今天何以中国所谓的“自由”派、“民主”派在中国被边缘化，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也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比如北大号称“宪政学者”的张千帆先生，2月11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一文，并提出如下两个判断：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即便危机失控爆发，宪政民主制度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远胜专制国家。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护下，能让居民获得疫情发展的准确信息；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各级民意代表能合理权衡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确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监督各级行政依法执行。遇到武汉肺炎这样的严重疫情，宪政国家的民意代表绝对是闪现在各种场合的活跃人物，其忙碌程度不会亚于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随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否定了张千帆先生的这两个判断。如果回顾中国发生疫情直到西方疫情爆发这一段时间的舆论，类似的观点可谓不绝于耳。 有华人微信群的朋友看到张千帆先生的结论后，直接回应道：“事实说明西方不是宪政民主国家，中国才是。” 我在五年前曾和张千帆先生发生过一次辩论，各自撰写文章阐述观点。我的回应文章《张千帆VS张维为：西方民主还是中国模式？》就刊登在观察者网上。当时我就指出过他的问题所在。那时的张千帆先生还提出这样的结论：“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 我们都清楚，张千帆先生所说的“专制”和“民主”指的是谁，那么在他心目中“专制”的中国，是否在抗疫的表现上比“民主”的美国更糟糕呢？如果西方这种“民主”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那么，疫情中死这么多人也是绕不开的了？是不是在他看来，中国就应该只有这一种命运？ 当然，任何学者的预测都可能失误，但错了之后难道不应该反思自己的理论究竟错在哪里吗？一个无法解释现实，也不能给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理论难道不应该被抛弃吗？而且很不可理解的是，中国的“自由”派、“民主”派几十年来一错再错，可从来没见过他们反思过。这一点倒也和今天的西方一样。 今天又写超了，中国当代成功崛起的原因只能再推后和大家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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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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