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拜登的障碍 此前,拜登多次表示,将很可能改变特朗普时期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战略,转而谋求双边战略对话,进而解决伊朗核问题。 伊朗提升浓缩铀丰度到20%,有意给未来与美国对话预留下伸缩空间,在拜登上台执政并与伊朗展开对话前,伊朗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关键的20%节点,做到“可进可退”,掌握核问题对话的主动权。 不过,拜登政府和伊朗的接触,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障碍。 首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存在“先决条件”,短期内难以弥合分歧。 拜登的立场是伊朗停止核研发活动,无条件地回到“伊朗核协议”框架下,随后美国才会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则认为,美国需要对制裁伊朗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伊朗加快核研发进程,必然给未来美国伊朗对话,设置新的障碍,也增加拜登团队与伊朗对话的难度。 其次,拜登的外交团队很可能主张继续对伊朗施压。 拜登任命的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在对外政策上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痕迹。他认为,应当在对伊朗关系上设置一定的“底线”——伊朗应无条件停止当前的核研发活动,将核研发进程重新纳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根据2015年核协议实施核研发活动。 另外,他表示,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以及导弹研发活动,已经成为了中东“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应当约束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不难猜测,以布林肯为首的美国新一届外交团队,将会继续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 第三,拜登的中东政策将面临来自于中东盟国的掣肘。 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反对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些国家认为,伊朗一直试图发展核武器,而且积极地在中东地区扩展影响力,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也门等地区事务上,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应予以遏制。拜登与伊朗的接触和对话,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无法复制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订时的经验。原因不难理解,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大为不同。 2015年以来,伊朗导弹技术实现了较大发展,在地区事务(如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的话语权大大增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涉意愿下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大规模撤出驻军和力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改善,共同应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伊朗核问题”谈判,已经变成了“伊朗综合问题”的谈判,因此必然更加复杂和棘手,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2012年2月15日从伊朗新闻电视台直播画面截图的电视照片显示,伊朗在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启用新型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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