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爱上富家女被准岳父设套坐牢，狱中学戏出狱后成功进影视圈

驻在平安夜前夕

破局：第一堂课

教室设在一个团体活动室，玻璃门上贴着蓝色胶带，上面白色楷体写着“心理健康中心”。墙上有一块观察玻璃，从内往外看，黑乎乎一片，从外往内看，一清二楚。对面正是警察大队长的办公室。墙上贴着标语：“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临时放了一张讲台，供老师摆放电脑、书本和水杯。中间摆了两排折叠椅，这和犯人们平时听监狱民警上课自带的塑料小板凳不一样，当他们在折叠椅上坐下，只需微微仰头就能与老师目光对视。靠近后面那堵墙，站着一个监狱民警，视课堂内容而定，他偶尔会走动一下。

一共有二十四个犯人报名参加了张筱叶的戏剧课，来自不同的监区，都剃着光榔头，穿着灰蓝色的监狱夏服，一种宽松版型的跨栏背心和五分裤，脸上有种无动于衷的麻木，肢体比较僵硬。最好认的是两个裸露着青龙大花臂的犯人。不过，从第二堂课起，所有人都换上了衬衫，大花臂不见了。当他们看向她，眼神直射过来，不打弯，在她身上上上下下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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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筱叶手上有一份参加者的表格，这里截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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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戏剧课参与者 张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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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位叫宋皋的老犯人给出了不一样答案，“之所以来参加你的剧社，是想让我女儿听大队长说我几句好话，老爸表现好，老爸挺积极，她听了会很开心。” 她私下问犯人们，为什么要来参加剧社？答案五花八门，有些人说，参加监狱的文艺活动，可以得到难得的奖励：一块巴掌大的猪肉，一瓶豆豉，或者一碗辣椒酱。还有人是为了增进与监狱民警的关系，“王队长让我来的，我来了。以后我就是王队长的人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哪。”

宋皋进来的时候48岁，现在60岁，“从本命年到本命年，正好一圈”。提到女儿时，宋皋黏糊通红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嘴巴抽搭着，声音变得哽咽，愧疚让他情绪激动。他讲，他是女儿大学毕业那年进来的，老婆也跟他离了婚，走了。那正是女儿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社会上没给她留一分钱”。女儿没有责怪他，反而每个月给他寄外孙子的照片，一有机会就带着孩子们来探监。他劝她，“孩子很聪明的，过了三岁就不要带他们来这地方了。”可是她依然如故。服刑十二年，父母过世了，他没能回去奔丧，后来兄弟也没了，“心里在乎的东西变得很少。”但他在乎女儿和外孙开不开心。这就是他来参加剧社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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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课，首先要松开的，是语言的锁链。张筱叶教大家说绕口令，声音响亮，倍速读完。几个犯人仰望投影屏幕细声念着，分明感觉到了高难度——这虽是一线城市的监狱，但九成的犯人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真正的母语是方言。人人都犯了错误，窘态百出，一时笑声四起。有一天，一位监狱民警护送张筱叶出去，欲言又止地说：“张博士，我看到有人在你的课堂上笑了。”

张筱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监狱民警有点生气了：“他怎么能笑呢？他应该哭！”

张筱叶愣住，嘴上没有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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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向监狱方申请使用一间狭小的心理咨询室，决定自己来和犯人们做一对一访谈。每次聊两个小时，有一个监狱民警在角落默默站着，他只是为了维护安全，所以从来没有上前打断交谈。有个老人，一进门见到张筱叶就开始哭，哭完了，凑向监狱民警说：“警官，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一时伤心没忍住。”

张筱叶疑虑地问：“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个话？”

老人说：“我怕他觉得，我哭是因为委屈。我没有觉得自己不该受这个罪。这纯属伤心，不是一种抗改造的表现。”

监狱民警点点头，上前拍拍他以示宽慰：“没事儿，我也学过心理学的，我懂。”这个反应在张筱叶看来，也是别开生面，有新的冲击，细想一下，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却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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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循序渐进地做着努力。接下来，她用一些抢凳子的小游戏，让犯人们 “破冰”。犯人们的肢体有些梆硬，笨拙，像被一层薄冰覆盖和定型。动起来，既是为了破除他们肢体的束缚，也是为了熟悉剧场语言。这是陈雷出狱以后回想监狱生活，最愿意讲述的部分。虽然它不足三十分钟，在他八年的刑期中，只能称作一瞬，然而就像有人说的，心里好苦好苦的人，需要多少甜才能抚慰他？——只要一丝丝就够了。

陈雷是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大脑袋，大耳朵，有种大厨气质。他是云南人，18岁那年怀着农村青年的壮志和幻觉，只身闯荡发达富裕的长三角，从圣诞帽工厂的流水线做起。漂泊自有其难处，又跟错了师父，狐朋狗友一相邀，做了阿飞。抢劫也没抢到多少，盗窃也没盗到啥，黑道来不及走通，19岁就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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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第一堂戏剧课。张筱叶脸上带着文静的笑意，嗓音柔润，嗓门却提着一股劲儿，蛮大声。她对待他们犯人，客气得不像一个自由人：“请大家表演一个你喜欢的动物，然后，讲一件生命中最开心的事。”轮到陈雷时，他羞赧地躬下身子，演了一匹马。大伙儿笑了。没有，他没有听到平时那种恶意和嘲讽的哄笑。所以，他也笑了笑，讲起小时候放牛的开心事儿：

那时候八九岁吧。每天早上，我和村里的几个男孩，骑着自己家的牛，爬到山上。我们云南的山很高啊，很壮。草啊，也很高，很壮。我们在草地上躺下，天也很高，很蓝。我们带了吃的，饼子，蚕豆，木瓜干。牛吃牛的，我们吃我们的。山上有野玉米，我们掰了，架着火就烤了，那味道，很香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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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筱叶带头鼓起掌来。他有一丝感动，觉得自己还挺棒。他知道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大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大同小异的乡村社会，风景优美，物质条件有限，父辈都吃了很多苦，对生活不抱奢望，对儿子的期望往往就是，别把自个弄进监狱。

班里因“有文化”而众所周知的犯人，是邬亮。邬亮四十来岁，身型瘦削，皮肤铁黑，戴一副金属边框的眼镜，走路像猫爪落地静悄悄。如果换上民国时期的长袍，确实挺有先生的范儿。邬亮是全国排名前三的大学毕业，学哲学的，入狱前在大学里当老师。他的案情，长话短说就是：邻居阿姨出来遛狗，狗咬了邬亮的女儿。邬亮打狗，阿姨说，你赔我狗。邬亮论理，阿姨听不进，两个人就推搡上了。阿姨摔了一跤，脑壳碰在石头上，晕了。狗没事，一个月后，阿姨脑死亡。邬亮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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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亮在监狱待了两年了。监狱与学校不同，犯人们看不惯他，他和犯人起冲突，给监狱民警添麻烦。监狱民警劝他学会保护自己。——怎么做呢？随别人说去，别较真，尤其别指点江山似的跟人高谈理论。可是对他来说，改变真的很难，“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戒除清谈比戒烟还难”。

张筱叶心想，像邬亮这样高学历且极度不合群的犯人，好不容易遇到几个外面进来的有知识的人，应该会引以为同类。然而事实就是，认同和亲近感从未建立。

张筱叶问他：“你在这里服刑，有什么体会？”

邬亮冷笑了一下，说：“想通了在任何环境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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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书太少了。我家里以前书很多的，藏书几十年了，现在又不允许家里寄书。”

“你来参加咱们剧社，怎么想的？”

邬亮对此拒谈，反而宏观地给张筱叶做了一个悲观的预言，“这个群体很特殊，都是外行，你后续没办法搞成一个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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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

有一次，张筱叶和宋皋聊天，宋皋得了肺结核，面色显得衰颓，讲几句就咳几声。

宋皋向张筱叶提出一个犯人们都在议论的问题：“你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认为她没有说出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让大家诚服，导致疑心四起。“你是为了自己吗？为了自己就名与利。”他也知道这一点不成立，她不拿钱，监狱也像个被人遗忘的孤岛，所以名声也谈不上。“你不为自己又为了什么？现在大家都没看懂。”

张筱叶确实没想过这一点。她正在读博士，很可能会据此写一篇论文，所以请犯人们在她的学术研究同意书上签了字。如果要和他们交代她决定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恐怕得从她数年前在英国的求学讲起，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和观点要不要讲呢。她有点尴尬地笑了，问宋皋：“所以你，你们觉得纯做好事，这个是做……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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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皋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不能为别人去想。”

戏剧课还是照常推进。一开始，监狱方接受了《计划书》，并且提供了物质支持：在一堂课上，监狱民警把《等待戈多》的新书发给了做“编剧”的犯人。年轻人总相信成功二字携带着必然性的基因，拿到书的那一刻，张筱叶仿佛预判了未来：犯人们在舞台上演出《等待戈多》，底下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因为这台戏，犯人们的心灵世界，那些叫做自信、尊严和荣耀的无形宝物，像山谷里新鲜的风一样吹拂进来。

谁想到呢， 剧本改编了一个月，领导的批复是，没有通过。张筱叶觉得这没什么，继续打磨就是了。监狱民警高毅然上下两头跑，慢慢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西方的剧本，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和张筱叶也没什么私交，没有点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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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人”邬亮非常生气，“领导不尊重艺术。咱们又何必费这个力，演戏给他们看？”

张筱叶噎住，不能接话。

一气之下，邬亮递交了“退社信”，他文白夹杂地写道：

……自七月下旬初识，意气风发，犹言在耳，某斗胆屡试笔诳言，然实数秉性，限于身份场合已敛形骸十之八九。

文艺复兴我辈当仁不让，文艺育人更是我辈巧思妙想难以偶得。然经事种种举步维艰，故将我倡半年有余之夏城监狱之文化标示束之高阁，文艺有界，乞请成命非亮之言行，一言九鼎亮之为人根本，固不忍为之失信于人，况所为无半点有益自身。……人可屈就，艺术万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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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筱叶多年泡在英文环境，草看一遍还未全懂，但晓得人是留不住了。好不容易来个文化人。她给另一个“编剧”，一个因贪污服刑九年的老人，加油打气，“不要放弃，我们要继续修改，挽回这次戈多被毙的审判”。没多久，老人因保外就医，也退出了戏剧社。

总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退出。一位参加过的犯人说，他很能理解犯人们为什么要退出，“你何必给自己多找事？在里面日子已经很难熬了。有时，我就想像石头那样蹲着，麻木不仁，浑浑噩噩，外面的人难道不也是这么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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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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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凯撒必须死》里，一群犯人在狱中排演莎士比亚剧《裘利斯·凯撒》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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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修改后的《等待戈多》还是没有通过。张筱叶决定改做生命故事剧场。

她教给犯人们相互访谈的方法，让他们去搜集狱友的故事——每间牢房不足二十平米，排六张床，睡十二个人，睡也睡出故事来了吧？你从哪里来，所犯何事，你在这里最讨厌什么，你出狱后最怕什么，只要捋清这几个基本点，一个生命故事就浮现出来，最后整合为一个集体创作，不能说成不了一个好剧本。张筱叶往上提交了新的《计划书》，往下布置了作业。

张筱叶其实有些着急了。她的同路人在不断流失。她每周都来，市话剧艺术中心的人除了阿甲，其他人来了一次两次，不来了，或者是忽然换了一个新的人来，一次，两次，不见了。后来，阿甲也从生命故事剧场脱离出去了，因为监狱内部剧团“长征”主题的小品排演开始了，年底就要上演，阿甲被作为方便可靠的“外智”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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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很明显。各说各话，各搞各的。监狱民警高毅然回忆说，这支团队做到新年来临，真正在做的，就只剩下张筱叶一个人。

关于生命故事剧场的访谈，两周的期限已到，只有两人提交了作业。“张博士，你这任务我们完成不了，”他们两手一摊，本子也没有带，铁灰色的脸上露出弃械投降的无奈，“太难办了，监狱里没有信任，没人会跟你说真话。”

但有一份作业，简短得纯属敷衍，却暗中呼应着《等待戈多》的风格。她后来保存着，每年搬一次家，也都在行李箱预留它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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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你有梦想吗？

受访者：白日梦算吗？

访谈者：想想以后的生活吧。

受访者：嘿嘿。

2017年1月，与监狱方约定的期限已到，没有什么剧本最终能够上演，——没有《等待戈多》，没有生命故事，两份《夏城剧社计划书》都成了没有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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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筱叶受邀参加一场数十万人观看的演讲，主办方其实是想突出她独特大胆的尝试，她却怀着一种微弱的歉疚语气，伴以脸上不时浮现的尴尬微笑，公开做了一场检讨：“失败是因为，既没有理解服刑人员，也没有理解监狱方。”

没有说出口的是，她没有觉得事情因为失败就变得毫无意义。她在心里预留了一个未来时间，事情将在他们出狱之后，显露出更为清晰的意义轮廓，剧社成为一把尺子，帮助他们重新度量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坐标，锚定一个相对理想的位置，——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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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四年之后，202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阿甲做东，组织当年参加监狱剧社的人一起聚餐，他一一给大家发微信：市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同事们，出狱了的“学生们”，还有已经回到华东政法大学教书的张筱叶。

火锅煮开，羊肉与鱼丸一齐入水，啤酒喝完再满上，杯子相碰又分开，笑声与感慨声中，都是自由人的舒心适意。饭店里闹哄哄的，都是自由的人。人们不会知道这一桌一起经历了怎样的过去，也想不到他们是在监狱里建立的交情。看着像同学聚餐呢，他们年龄很接近，都是三十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