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爱上富家女被准岳父设套坐牢，狱中学戏出狱后成功进影视圈

驻在平安夜前夕

故人重逢，先说胖瘦，再聊近况。陈雷又胖了，他说，每天站在流水线上做弹簧，运动量只局限在手指上，瘦不下。他犹豫着留在杭州摆烧烤摊，还是回云南。他33岁了，很想找老婆，可是还买不起房子。

陈雷对小他三岁的郑坤特别羡慕，“什么都有了，只要正常过就挺好，他偏不。”郑坤在夏城郊区有房子，父母托关系给他找了调漆的工作，薪水是陈雷的两倍。出狱一年后，他就结了婚，做了爸爸，如今女儿一岁多了。然而，要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知道，郑坤又回到了以前的朋友圈子，染上了毒瘾，把他的新生家庭拖入了深渊。

大家又聊起一些熟人。宋皋没有等来出狱，就得病去世了。邬亮还是那样犟着头，要两边不讨好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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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在坐的年轻人叫方一鸣，她在夏城监狱的另一位学生，不像陈雷课堂上就放松了身心，张筱叶对他的最初印象是，心思很深，很重，旁人似乎只能看见他不苟言笑与愁眉苦脸两种状态。他只有三年刑期，但是在这件悲剧上，人与人难以比较各自的得失优劣。方一鸣五官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郭德纲，始终是个郁郁寡欢的小胖子形象。张筱叶早就听说，他进来和爱情有关。

直到这次久别重逢，张筱叶才认识到方一鸣其实是班里真正在意她的话的那个人，他身上有股求知欲，让他区别于其他的人，——出狱以后，他的转变最令人惊讶，在犯人当中称得上异峰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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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的汤底即将烧干，这时，方一鸣延宕的倾诉欲被激发了，他说啊，说啊，像祥林嫂的弟弟，把自己悲惨的往事说得那么啰嗦而平静。所有人又满上啤酒，身子往皮椅深处沉陷。他戴着黑色鸭舌帽，略显扁平的脸藏在一片阴影之下，同时遮蔽的，还有他浓眉大眼的优点。他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装扮，似乎黑色是他的保护色。

我说简单点。穷小子方一鸣和一个夏城的女孩恋爱七八年，想领结婚证时，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对。女孩闹自杀威胁。她父母妥协，为缓解矛盾，把方一鸣招揽到自家公司上班。一笔巨款从他账上走过，兜兜转转又被要求做了别的用途。至于后来，怎么铁证如山，犯下诈骗罪判刑三年，他至今没搞明白。

在完成戏剧课访谈作业的过程中，宋皋曾对方一鸣说：“和你一样，我也没搞明白。我是职务犯罪，刚升职半年就出事了。一直到宣判前，我都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开第一庭时，我整个人就跟抽了筋一样，突然之间什么底气和力量都没有了。证据为什么那么全？很多东西我明明不知道。”这简直就是方一鸣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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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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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们在入狱缘由上撒谎，并不少见。张筱叶从来不去纠缠他们讲了多少真话。像方一鸣这样，讲起入狱缘由话就格外密的人，她听着听着也不免分神，但她不去质疑他。因为她知道，他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一份相信。不管事实真的如何，在他的认知里，事实已经是他讲了无数遍的样子：入狱是因为受了害，受了骗，自己并非本质就是一个坏种。张筱叶记着她的偶像，犯罪学家Shadd Maruna从叙事身份的角度做的一个调查：出狱的人怎么跟别人讲述个人经历与他重新做出选择之间很有关系。如果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罪犯，社会败类，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便很难获得改邪归正的能力。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核心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而有希望的人，他就更有内驱力去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方一鸣哪怕在撒谎，但是在张筱叶看来，这样的倾诉对他重整旗鼓和重建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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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方一鸣正是通过在监狱里学到的戏剧艺术知识，帮助自己度过了极具挑战的出狱初期。2017年，方一鸣从夏城监狱刑满释放，回到老家常州。家人团圆的欣悦很快被羞耻冲散，亲密和信任也很难复原。父母怀疑他的独立能力，恐惧他身上的不安定因素，一定要托人情给他在家门口的化工研究院谋个边角料的职位。他干得很麻木，每天早上走进化工院冷寂的偏门，就像走进等人剃度的寺庙，他感到自己的血一点点凉下去。

后来，他拿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琢磨怎么做小剧场，拿薪水交付了场地三个月的租金，然后开始发召集令。他从最基础的做起，就像张筱叶教过的，生命故事剧场，不同的人以即兴表演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也聆听别人的，演员与观众之间，能自由地对话和互动。追根溯源，这让人想起远古时期，寒夜漫长，人类的祖先们围着篝火，以幽暗的树林和疏朗的星斗为幕布，以野兽的长吼和噼啪的火星做配乐，讲一个故事，满足人类和人性对彼此联结的永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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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加上方一鸣的微信，推门而入，席地而坐。与此同时，小剧场也变成小影院，他买了投影仪和许多凳子，组织一些小众题材影片和纪录片的点映活动。监狱题材是他私下爱看的，《肖申克的救赎》他看了十三四遍，微信头像是主角安迪的一个微笑脸。

一年半的时间，方一鸣的小剧场累计参与人数达到三百多人。

也许是受这段“成事”的经历的催化，方一鸣出去闯荡的壮志又开始萌动。他辞掉常州的工作，决意要回夏城。夏城已经给足了他厄运。父母哭完，大舅又跳出来阻挠，威胁说：“等你找到工作，我会一路找过去，告诉你的老板和同事，你是坐过牢的人。”方一鸣想，我情愿回夏城坐牢，也不想待在这里了。小剧场关闭后，他收到一个男人的致谢信，信里说，小剧场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特别难熬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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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夏城，方一鸣先去了前女友父亲的公司，听说她与父母决裂，出国了。两个人隔张桌子坐着。老头子老了很多，背靠一张排满历史人物传记的红木书柜，手掌里把玩着一只精致的金色烟盒，也不看他，没打算讲点什么。寥寥几句话都叫方一鸣自己说了。其中一句放在起身告别之际，“永别了，我不欠你们家任何东西了。”他没有跟老头强硬过，因为他不敢，他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这下，他觉得自己真是好样儿的。

凭着特别突出的对戏剧和电影的热爱，他在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不大，内容很杂，来什么就做什么，联络、拍摄、宣传、场务，从导演到演员，从电影局领导到粉丝团团长，都要打交道。他工作很拼，同事们都觉得他很强，又很清高，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比别人都怯弱，连请明星签名转卖给粉丝这样普遍的赚外快的办法，他也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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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好多遍今年上映的纪录片《九零后》。在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老人的讲述中，他觉得人生很长，很宽，能够容纳下极多和极重的东西，像其中一位翻译家巫宁坤，经历时代的劫难而未被摧毁，老来还是一派的天真烂漫。还有许渊冲，当时98岁了，精神状态依然血气方刚。这是真的勇士。他方一鸣不是才31岁吗？他获得了安慰，人渐渐平静下来，为了明天的工作，他要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方一鸣认为，他是从张筱叶的戏剧课上“获益最大的一个人。”遇见张筱叶，对他意味着，命运之神这次站到了他这边。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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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告诉我，张筱叶给他的影响不是这么直接，不过，她本人的存在，让他看见了“另一种活法”。在他以前的社交圈子里，他还从未见过像她这样不计投入地为社会、为他人付出的范例。在监狱里，犯人们议论她，有一个犯人说，“她是对的，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社会就不会抛弃你，排斥你；反过来，社会和法律就要惩罚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出狱后，陈雷与那些一起犯过错的人都断了联系，尝试建立新的朋友圈，而张筱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年轻人聊天的习惯，对人不喜言谢，但心里敞亮明白。方一鸣和陈雷都没和张筱叶说过什么感恩，感谢。那太书生气了。抒情和怀旧也不是年轻人喜欢的，因为年轻的心看向未来。他们甚至还有同样的难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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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雷问张筱叶：“找到男朋友没有啊？”

张筱叶笑了：“没呢，不知怎么了，都不合适。你呢，找到女朋友了吗？”

“没呢，加油找啊，咱们都老大不小了。”

那顿聚餐，如果不是碍于监狱民警的身份造成的不便，高毅然说不定也想去会会老相识们，喝上一杯。他也算是上过她的戏剧课的，虽然原意是去维持秩序，耳濡目染，却也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如何破冰一般较快地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生疏感，如何动用肢体语言传情达意，等等。他觉得有点儿意思，向张筱叶开玩笑说，不同于现在做一个“工具人”，自己读书时可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吹拉弹唱样样行。职业认同感最低的一段时期，他想换单位，还去考过市文联下属的电影家协会，但没有考上，失落了文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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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剧社解散一年后，张筱叶的老朋友李建军导演为筹备话剧《美好的一天》夏城版，在招募演员。《美好的一天》曾在北京首演，由19位不同年龄、职业、籍贯和家庭背景的“非职业演员”口述真实的人生经历。

这一次，张筱叶推荐高毅然去试试，他顺利参演。他的讲述，“高墙之内的监狱民警人生”，是被收听得最多的一个故事。他在这场演出中释放出诙谐、坦率、真实的天性：

我在想，这人神经病啊，一次一次挑衅我，你是囚，我是警，你是坏人，我是好人，开玩笑啊，你的确是中队长选的给你一个监房组长当当，但是和我们比起来，你以为你是《猫和老鼠》里的杰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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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不理解，我还要去教育他们，开玩笑，父母都没教育好，学校都没教育好，为什么还要监狱来教育？……太难了，太没有成就感了，太失落了。我试过了，真的试过了，花了100分的努力，但最后可能只有2分的回报，付出和回报差别太大。

然而，他发现，正是那“2分的回报”——经手的犯人改造好，出狱后不再吃官司进来，决定了这份工作的认同感和成就感。所以，再累他也不想躺平，不想被泯灭，“甲和乙都躺着不做事，怎么区分甲是甲，乙是乙？”因为演出，他得以好好地回想和确认那些人，而自己与他们交往的细节，也在排练中浮现，犹如好事在一遍又一遍发生。

《美好的一天》成为高毅然记忆里一颗甜美的红樱桃，永远地挂在他人生的枝丫上，只要想起有它的存在，他就觉得幸福。

时隔三年来看，高毅然认为自己借着戏剧这支桨，摆渡过了心无所定、倦怠沮丧的职业危机。他把这视为“一个自我认同、自我救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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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教育

监狱剧社一别，大家散落为满天的星，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运转，制造出恒定不变的表象。事实上，经过了剧社的人，有些已经不一样了。张筱叶的变化显得比较安静和隐蔽。

2017年一月，张筱叶告别湿冷压抑的夏城监狱，返回温暖和煦的大学，心里怀着对失败的失落和困惑。她决定把这次试验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接下来一年半，她每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像个克己的清教徒一样放弃了其他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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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日常张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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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博士论文由二十多万字反反复复增删，最终八万字定稿，张筱叶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转变：她由一名纯粹的社会实践者变成了一名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中找到了终身的热爱所在，这就是监狱研究。

有一个超乎想象的惊喜，埋藏在未来时间。两年后，她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名单上有她的偶像Professor Shadd Maruna。这是一位友善谦卑的美国老人，讲话有轻微的口吃。他在犯罪中止、罪犯重返社会和刑罚改革方面的研究，使他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其著作《好好工作：刑满释放人员如何改造和重建他们的生活》（Making Good: How Ex-Convicts Reform and Rebuild Their Lives）被美国犯罪学学会评为“杰出贡献奖”。凑巧的是，他在她分享报告时走了进来。听完全程后，他来到她面前，伸出手说：“你不知道，我、我是多么地欣赏你的研究。”他郑重地向这个典型的以欧美研究为中心的犯罪学圈子推荐学者张筱叶：“如果你们有谁、谁还没看过，请你们、你们应该去看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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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筱叶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八九十年代，都在北京的大学教书。父亲后来从北大辞职，转做金融业，母亲留学英国，学习做特殊教育。父母在她三岁时离异，她跟着母亲生活。单亲妈妈有更多的生活压力，她记得有两三年，晚上母亲总是伏身在书桌上，翻译几本圣雄甘地的书。如今，母亲在安徽农村办了一所非营利性的特殊儿童学校，专门接收那种有先天疾病的孩子。

从小，母亲给她的家庭教育，不是那种怎么过日子的教育。要树立起一种利他精神，“以生命去影响生命”。母亲六十多岁了，一路是这么行动的。如今女儿长大了，母女走在同一条路上，也是血脉相承。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监狱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隔绝，外面的人想申请进入监狱做帮教，暂时还没什么希望。张筱叶教书之余，一面做出狱人员的调研，一面也做大众普及。这个秋天，她在一个青年城市空间主持了两场“多彩监狱”放映会，播放监狱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比如《凯撒必须死》，呈现了罗马监狱一群重刑犯人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裘利斯·凯撒》的过程，并追踪了这段经历对犯人出狱以后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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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凯撒必须死》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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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会大约有三十人参加，多是学生和白领。线上报名，费用是一杯咖啡的价格，没有报名，作为路人推门而入也没有关系。电影从早上十点放到下午五点，还有一场映后交流。第一次，张筱叶请来了一位监狱民警，一个服过刑现在在做出租车司机的男子。第二次，她请来了一位做关爱服刑人员子女教育的社区矫正的人类学家，还有另一位监狱民警。这些人为什么而来，那位从外地赶来支持张筱叶的人类学家提供了他的看法：“监狱不是四面高墙内的真空世界，只有更多的自由人对其关注、批评和讨论，才能发挥其特有功能。”

另一方面，人们其实渴望了解监狱，可是监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头，让人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样子。观影的人都留到了最后，提出的问题形形色色，却也都是真诚的困惑——中国监狱里有黑帮吗，犯人之间的鄙视链是什么，劳改是做什么劳动，等等，讨论特别热烈，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等到结束时，窗外夜色笼罩，路灯也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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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特别热烈 张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