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搜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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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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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发表于 2023-12-25 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