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因 分区防控成“炒猪团”商机 “炒猪团”的盈利逻辑即低买高卖赚取差价。 2018年8月，沈阳首次出现非洲猪瘟疫情，按照相关要求，禁止所有生猪及易感动物和产品运入或流出封锁区，沈阳市暂停全市范围的生猪向外调运。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防控举措，严控非洲猪瘟疫区生猪及其产品调出。 非洲猪瘟疫情的扩散以及严格的分区防控政策，让“炒猪团”嗅到了商机。他们瞄准广西、云南等价格洼地，以低价大量购入生猪，运输生猪到价格高的省份贩卖。 今年国庆节以前，云南1公斤猪肉的价格比全国均价低了10元左右，运一头猪的毛利润就能达到上千元。 据《半月谈》报道，某省际交界地带，“炒猪团”一天最多从当地调出生猪4000多头。每头生猪平均毛利润在1000元左右，每车按照运送100头计算，运送一车即可获利10万元。运送4000头生猪，可以牟利400万元。 ■ 危害 加重疫情传播风险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认为，严格来说，“低买高卖”行为本身并不违规，但“炒猪团”使用的很多手段是违法行为。 众多不法商贩无视政策监管和疫情防控要求，通过走小道避开执法检查，或伪造耳标、非法获得检疫合格证等违规跨省运送生猪。同时，为最大程度赚取差价，“炒猪团”中有人向目标收购区域的养殖场投放病死猪，或者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饵料，然后广泛散播疫情谣言，引发养殖户恐慌性抛售，导致当地养殖户清栏，被迫退出生猪养殖，猪价大幅下跌。 “这些‘炒猪’行为会影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正常开展，破坏生猪生产秩序，损害养殖者合法权益，同时也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朱增勇说。 受“炒猪团”影响，当地养殖户被迫大量清栏出栏，甚至将仔猪、母猪一起出售，造成短期内当地生猪价格异常下降，生猪产能明显下跌。养殖户养猪积极性也因此受打击，由于担心病毒对当地养殖环境污染，养殖户疫病防控水平较差，后期恢复生产难度极大。 “炒猪团”把病死猪投放到养殖区，加重了疫情的传播风险，在运输过程中没有隔离防护措施，也会增加感染风险。生猪被运输到售卖地区，有可能导致带病猪肉流向市场，甚至将病毒带入当地养殖场。 ■ 措施 及时上报疫情、普查病猪 记者了解到，当前中央陆续将储备冻肉投放到市场，并发文鼓励生猪生产，多地也发放补贴保障生猪供应，这些举措对降低猪肉价格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有业内人士认为，“炒猪团”对生猪产区和销售区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作用。 如何有效治理“炒猪”行为？朱增勇建议，结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进行联合打击，及时上报猪瘟疫情，普查病猪，让“炒猪团”无猪可炒。 同时，通过媒体曝光，发动企业、养殖协会、养殖户的监督作用，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门和农业农村部举报，作为压实养殖户防疫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便于执法监管部门及时发现炒猪行为，进而运用刑事司法手段，对“炒猪团”的恶意炒猪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炒猪团”非法跨省运输生猪销售往往涉及两个省甚至多个省，不同省份之间也需要建立有效合作机制，联合执法，打击“炒猪”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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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驻在平安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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