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太难了”,付玉茹说,那些年往返的火车票垒成了小山,日子过得比乞讨要饭更狼狈:她总是找亲戚凑钱上北京。为了节省开支,她在北京捡过垃圾、睡过公园、一个馒头就能顶一整天。很多时候没有具体的目的地,感觉哪里能告就往哪跑,一坐就是一天。 何国强的妹妹何国军也记得,哥哥出事后,爷爷没几年就气死了,父亲总是喝酒,母亲则把所有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了告状上。她和妹妹上学的钱总是靠借,有几次母亲临走前还来找她筹路费。 每次去监狱会见,儿子第一句话总会问案子的进展。付玉茹觉得,心里总有一股气在撑着。她记得,十几年前,见过很多喊冤的人,有一个女人听完她家的故事,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你家儿子已经算幸运,至少还活着,我们家儿子都没了,还要告,要争个理。 为了说理,付玉茹常年申诉。有时候会被人接待、收下材料,有时候则被拒绝甚至赶走,她总是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横冲直撞,屡屡失控。有一次她被保安拽住,大喊,结果心脏病发、晕倒在地上,被送进了医院。 2017年,听说在网上发文章效果好,付玉茹还学着开过微博。她和朱彦强的母亲杨淑霞,一人一个账号,分别起名“承德特大冤案”和“承德特大冤案朱彦强母亲”。微博头像上,她穿着写着“冤”字的衣服,直直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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