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现在的郑璇泰然了许多，和人见面，她不避讳自己聋人的身份。第一次见面时，总会提醒对方要站在她的左边，因为只有左耳还残留着一点高频段的听力。如果是在餐厅这样的公共场合，嘈杂的环境影响助听器的功效，她也会侧过脸示意，让对方再重复一遍说过的话。 这是一个从隐匿到接纳的过程。 上大学之前，郑璇从没接触过聋人同伴。她按部就班地让自己躲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总带着个随身听，随时录音、纠正、重复，希望自己的声音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她的语音、语调越来越自然，但直到考上了只招收25个人的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她依然在努力融入，也依旧自卑。 室友是校电视台的主持人、辩论队的辩手，郑璇羡慕人家能说会道，形象好，还有男朋友。室友为她介绍了外校的男生，见面时，她不敢开口。为了避免尴尬，室友一直活跃气氛，男生喜欢上了她的室友。“那时候，情绪特别不好，极度自卑，甚至会把水整个浇到自己的头上，几次想过退学。” 郑璇试着拯救自己，在“聋人在线”论坛上认识了第一个聋人朋友。他们在武汉大学门口的草地约见，她跟着对方学习手语，第一次不用努力开口说话。他们用手机打字，加上表情、动作，依然可以拼凑出对方的意思。学了什么她已经忘记，那一个小时的快乐是之前的人生中少有的，她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这之前，郑璇经常因为没听清楚别人的话感到抱歉，觉得丢脸。“认识他以后，我第一次明白，听不到不是我的错。我们是聋人，本来就是这样。” 聋人朋友介绍郑璇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她认识了更多聋人，也了解了聋人世界的“规则”，比如手语是先表达出主题，再对主题肯定、否定或者继续陈述。而和聋人打招呼的正确方式，是轻拍一下对方的肩膀，这能避免没有听到的尴尬。 这是一个让郑璇亲切、好奇的圈子，但被“边缘”的感觉依然跟着她。 她曾经因为在网上的一句评论引来了非议，郑璇当时写道：“只要我们聋人足够努力、足够优秀，也可以找到健全人作为终身伴侣。”她没有意识到这话的意思是在说聋人不比听人。别人指出来，她才发现成长在听人环境中的自己思维一时很难改变。 在残疾人艺术团排练时，她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聋人开始对她很热情，后来突然变得冷淡。后来才知道，有一次，聋人指挥老师用手语跟大家说事情的时候，她转头和正好进门的听人老师打了招呼，视线移开，忽略了手语，“他们觉得我不想跟聋人交流。” “其实我当时的手语水平不好，看大家聊天只能看懂一部分，有些细节还很糊涂。但有些演员认为我既然是聋人，就理所当然能看懂手语，甚至质问我，已经用手语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来问？’” 2008年，郑璇在复旦大学的博士生活进入了倒计时，她的导师龚群虎是全国唯一研究手语的语言学家，她是龚群虎唯一一个聋人学生。当年，她被选派参加残奥会的手语舞蹈，各地的聋人住在一起，他们大多来自聋校，以手语为第一语言，彼此很熟悉。郑璇作为那个会说话的人，成为了里面的异类。和新朋友聊天时，她说起自己在复旦读博，“有的人反而觉得我是在卖弄自己。” 回到“听人”的世界，郑璇也觉得不适应。导师让她在本科生的课上讲讲自己的论文，她不想上台，开口讲话都变得艰难。即使别人说她发音很好，她还是会留意每一句话，一个音发得不完美，就会很痛苦。 在两个圈子间的矛盾与挣扎一度体现在身体上，郑璇大病一场。一个月后，她退出了残奥会的舞蹈排练，请假回家休息了几个月，才回到学校。 与一个美国学弟的偶然一次交流让郑璇从困顿中走了出来。学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手语很好。郑璇后来发现，有些中国听人学手语很困难，但是外国听人学得却很快，“就是因为他们不懂中国话，没办法依赖声音，只有通过眼睛看，通过肢体去模仿。” 他们在校园里遇到，对方寒暄“最近怎么样”。郑璇讲述了自己的纠结——不想开口讲话，觉得用口语不舒服，特别痛苦，更想用手语表达自己。 “Identity crisis”，郑璇第一次听到了“身份认同”这个概念，“他告诉我很多聋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我当时好像就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是我一个人会碰到的。” 在这之前，郑璇一直觉得自己是那个潜藏在听人中间的异类，长期压抑的日子让她厌倦。她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听人的身份，接纳作为聋人的自我？”她给导师写了一封邮件：我可不可以不说话，用手语表达。导师回复：当然可以，你可以选择你觉得舒服的生活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她说那是心里的一道坎，只有彻底“放下”口语，手语才会精进，才能真正体会无声世界的感觉。郑璇接纳了自己作为聋人的身份，她一直苦恼的英语口语表达不流畅的问题也开始不在意，“我就是太要强了，不愿意承认有些方面我就是做不到和听人一样好。” 博士毕业以后，她到重庆师范大学任教，除了带课之外，还担任近80个聋生的班主任。当郑璇终于完成了自我重新认知后，她遇到越来越多前来咨询的聋生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重复郑璇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变得口齿清晰、能说会道。 2020年，中国有超过1亿残障人士，其中聋人2200万，听力障碍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疾病，其中0-6岁儿童超过80万人，且每年新增3万聋儿。 郑璇说，目前，聋儿家长往往只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建议：“送康复中心吧。”、“去做人工耳蜗吧。”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成年聋人，了解更多聋人的成长故事。他们不知道其实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学会手语同样可以实现沟通。 口语康复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就会导致聋孩子的第一语言迟迟无法建立，认知、智力和社会性落后于常人。郑璇带过的聋大学生中，有个别孩子对人情世故缺乏起码的认知。他们会在周日去学校办业务，有的学生甚至会半夜十二点给老师打来视频电话，只为了开一张证明。 郑璇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这条路有太多坎坷，成功又取决于很多因素。她自己的口语康复有诸多前提——有残余听力，及早使用了助听器，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的投入到她身上，“虽然现在的康复技术有所提升，但也不是百分百可以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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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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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8 1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