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未来四年中,中国必须对欧洲方向的变数做好准备。 至于更直接的对华政策,由于拜登团队仍集中精力在处理新冠疫情、经济危机、种族关系等国内事务上,除非有拜登政府没预料到的外部因素出现,不会立即进行重大调整。尽管目前美国在台湾、香港或新疆问题上有些剑拔弩张,但只要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大部分问题仍将是“背景杂音”。 我经常思考,有多少来自肯塔基、阿肯色、德克萨斯或其他州的美国父母,会同意让他们的子女为一个10000公里以外,台湾华人居住的地区去战斗并战死?或将儿女们的鲜血撒到一个比罗得岛州还小的城市香港,只为了那里的一些中国人之间的内部分歧?然而如果有人去北京或广州,问那里的年轻人是否准备战斗并死去来捍卫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主权,答案很可能为“是”。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得到中英以及世界各国承认的。况且,就算中美在这些地区发生战争,中国军队也有着重要的主场优势。 至于新疆,其实鉴于美国人对穆斯林的恐惧,他们对新疆维吾尔族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出于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更多在于为反对中国政府找政治借口。你甚至有可能会见到一些抱怨中国不公平对待维吾尔人的美国人,不能正确地拼写“维吾尔人”这个词,甚至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找到乌鲁木齐。 当然,就中美关税问题而言,我们不应期待在拜登政府的管理下,特朗普提出的关税会迅速回落。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针对中国技术和通信公司的施压很有可能会持续存在。 对此,我们应该要清楚,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与他相信或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关系,他做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通常只是反映政治利益的博弈,这其中涉及的利益群体包括美国商会、主要国防承包商、以及一些发声能力极强以至于能在国会投票时获得回应的左翼或右翼的极端分子。于此同时,总统的主要顾问亦像是这一大碗面团中的酵母一样不断发挥作用。因此,若我们试图弄清拜登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和决定,特别是长期计划,就像试图弄清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天里大量蝗虫将飞向何处一样困难。 回顾历史,美国国会对外交事务几乎没有兴趣,除非那里有“猪肉”或“培根”(合同、资本、工作)能被带到某位国会代表的家乡或他们需要获得选票的地方。譬如,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中西部国会议员的重要议题,是由于他们的农产品出口原因。同时,全球化以来制造业岗位在“铁锈带”地区流失的问题,使得中国成为了位于“铁锈带”的国会议员眼中的敏感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比其在国内问题上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但是由于总统任期的限制、主要总统顾问的高离职率、各种游说团体的潮起潮落等问题,从长远来看的话,所有总统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也不过是一系列针对当前(国内外)危机的应激反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因政治竞选需要所出现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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